基层政治是理解小镇运作日常颇为关键的一环。在这一研究领域，吴毅的《小镇喧嚣》是绕不开的作品。这部被学界和普通读者誉为“比小说还要精彩”的学术作品放弃了枯燥古板的结构化分析，通过对一个21世纪初华中小镇的扎根调研，揭示了中国“乡域政治”的运作逻辑。

吴毅认为，在村中调研，我们只能看到国家政策的落地和接收，看不到政策输出的过程，而尽管县是地方国家更完整的单位，但乡镇才是国家政策真正意义上在基层的输出端。相较于村和县的研究，乡镇对于理解中国的基层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本文出自2023年4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小镇·陌路》中的B04。

「主题」B01 小镇·陌路

「主题」B02-B03 小镇漫游记

「主题」B04 专访吴毅 在“小镇喧嚣”中观察基层政治的运作图景

「主题」B05 专访陈映芳 以“连续统”视角重新理解小镇

「文化」B06-B07 从先民记忆到训诂之学 从偏旁部首进入中国历史

「社科」B08 枪炮、资本与组织：战争与人性所打造的世界

采写｜刘亚光

吴毅，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

观察小镇，是理解乡村政治的需要

新京报：《小镇喧嚣》是你在村治研究之后，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乡域政治”的一个尝试。为什么对于理解基层政治来说，讨论“乡镇”如此重要？你讨论的华中小镇，在中国的众多小镇中有典型性吗？

吴毅：我们知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非常特殊。在那之前，从客观效果看，中国的发展几乎都被框定在“传统”之中。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的压力，中国必须拿出应对危机的方案。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也开始转变轨道，进入了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实现自身现代化，以强国、富民的新历程。因此，自晚清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在启动时期就有了自外向内和自上而下两个特点。自外向内，是说这个现代化主要是被外力压出来的；自上而下，是说随着政治-行政的转型，现代化呈现出一种从中央向地方（现实情况会更复杂，例如洋务运动中地方积极性的作用就很大，但它还是得经过中央的同意，至少是默许），从城市向农村推进的特征。于是，我决定将关注点聚焦到内地一个山村，想考察它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如何承接上述过程的，这种承接又如何引起乡村社会的变化。

我就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思考20世纪的中国村治变迁历程的。我想追溯村民自治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比如它与20世纪上半叶的村治研究、乡村建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同一时期的“地方自治”试验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我进行村治研究的另一个动机。

在完成这个研究之后，我力图将研究的单元向上提升，而随着现实中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普及与深入，它的成效和问题也相应显露。我发现，很多问题站在村这个层面，是不能很好理解的，要回答理论和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就有必要将研究单元进一步提升。尤其对于中国乡村政治社会发展的研究而言，提升研究单元，有利于更加完整地观察和分析乡村政治。毕竟，中国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超强，在现代社会，村庄更主要是上一级政治与行政任务的落实与接收地。而且，在当时，农民负担、农业结构调整、农地征收、城镇化等问题，也都成为了新的热点，如果将研究视野从村庄提升和扩大到乡镇，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显然会更加全面和深入。加之乡镇与村的关系，也可以被简约地理解为是学界所讲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对应（虽然这样讲有些太简单）。于是，在完成了有关村治变迁的研究后，我便开始转向乡镇政治研究。并且最终选择了小镇。

小镇地处华中地区，是一个中度发展的乡镇，在小镇，城镇化已经起步，但是它在当时又同时是一个农业大镇。这样比较有利于我看到更加复杂和多面的情况，就此而言，我觉得在中部地区，小镇有一定的典型性。这样的选择，也符合做田野研究的要求。从事后产生的社会效果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许多读者在读完书后，都认为小镇写的是他们那里的事情，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质性研究要以典型性取胜的道理。所以，关于小镇是否有典型性，读者更有资格回答。而在乡镇问题日益引起关注的今天，《小镇喧嚣》反复被提及，也是这个道理。

《县委大院》（2022）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里曾经提到，自己在做村治研究和做乡镇田野时面对不同的挑战，具体有哪些不同？

吴毅：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看，在村里做田野主要面对的是村民和村干部，许多时候，留守在村里的村民经常会给人一种“有闲”的感觉，所以，你去找他们访谈，他们会很热情地和你交流。但是，乡镇干部是政府公务人员，他们很忙，文化程度和社会见识也高于许多村民，他们未必会有时间主动配合你的调研。而且，基层工作的难处很多，其中经常会有涉及各方利益纠葛，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在场，别人也未必愿意对你讲。所以，我在小镇做田野，更主要不是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而是跟着他们去上班，以参与式观察为主。

从观察的内容来说，在乡镇，你能看到基层社会运转更加全面的情况。比如迎接上级检查，农业结构调整，征地、征税，以及很多突发性矛盾的处理等。在村里调研你只能看到国家政策的落地和接收，很难看到政策是如何由政府向社会输出的。你只能看到村干部对政府任务的落实，看到农民对政策的反映，但看不到政府干部是如何思考并落实国家的农村政策的。而在乡镇一级，就能看到基层政治，包括基层政策运行的更加完整和复杂的情况。虽然从道理上讲，县是地方国家更加完整的单位，但是国家政策真正的输出端，还是在乡镇。加之从田野研究的可操作性来看，乡镇调查较之于县一级调查，更加具有可行性。所以，我目前依然认为，研究乡村治理、农村基层政治，乃至比村更大范围的基层乡村社会的运转，把视野聚焦到乡镇，会很有收获。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吴毅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

对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同等关注

新京报：你并不避讳《小镇喧嚣》主要选择以“基层政府”作为思考的主位来进行观察和理解，在行文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你对基层干部给予的理解。这是一种对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从“农民视角”看国家的自下而上思维惯性的反拨。但是，这样做是否有可能忽略农民的真实诉求？或者说，你在研究时选取这个站位的考量是什么？

吴毅：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从各个方面在讨论《小镇喧嚣》这部书。其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作为作者，对农民的关注似乎少了一些。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选取以乡镇为主位来观察和分析基层政治，是对既往农村研究中某些习惯性视角的一种自觉反拨。知识分子做乡村研究，最关注的对象自然是农民，即便是对国家政策运行的观察与分析，也更多带有农民的观察和评论视角。因此，对于农民的所思所想，关注比较多，这当然很重要，它能充分地把官-民互动中农民的所思所想、境况等都呈现出来。

但是，如果研究中仅仅只有这种农民主位的视角，也会带来一种遮蔽，甚至有时候单一的视角会导致以简单的道义判断来替代对复杂事实的复杂化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会遮蔽事物的更多面向，例如基层国家的面向。因为乡域政治是在官民的互动中发生的，对于这个过程，你不能只重视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在工作中，干部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他们是如何思考和解决的，等等，你都得去了解。

因此，我觉得研究农村政治，不仅要知道农民的利益和想法，也应该知道基层干部、基层政府的利益和想法，只有对两个方面，甚至更多方面都首先去理解，搞懂为什么会是这样，看问题才可能更加全面。当然，每个学者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与结论，也可以有不同的分析侧重，但是，去理解你所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以使观察和分析更加周全，则是学者的责任。我还要说明，乡镇主位，只是我的观察聚焦，并不等于说我会故意去忽略农民，许多读了“小镇”一书的，大概能够同意我的这个解释。

《县委大院》（2022）剧照。

总之，只有对构成乡域政治行动主体的各方都有理解，对于乡村基层政治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更加周全。所以，在书中，我不仅写了农民的一般境况，也写了少数农民行为的多重动机与另面特征；不仅写了村干部的职务履行，也写了他们在工作中的诸多无奈；既写了村干部作为“村官”的一面，也写了他们作为“村民”的一面；既写了乡镇干部的辛勤付出，也写了他们的尴尬与自嘲。我想，正是这种复合化理解与多向性陈述，才使《小镇喧嚣》在出版后能够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而且影响还逐渐“出圈”，成了一部学术畅销书。

有评论说它是“数十年来少见的以‘抵近现场’‘深度描写’的方式，以‘比小说还精彩’的叙述来‘复杂化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太高的评价。我到底做到没有，做到多少，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但是，作为作者，我在写作的时候，的确反复要求自己不能简单化地思考问题。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句，我所描述与分析的小镇，毕竟是新世纪之初的情况。这些年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学界还需要以新的研究去追踪与解释这些发展变化，这也应该是学者的责任所在。

虽然从道理上讲，县是地方国家更加完整的单位，但是国家政策真正的输出端，还是在乡镇。加之从田野研究的可操作性来看，乡镇调查较之于县一级调查，更加具有可行性。所以，我目前依然认为，研究乡村治理、农村基层政治，乃至比村更大范围的基层乡村社会的运转，把视野聚焦到乡镇，会很有收获。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出自4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小镇·陌路》。作者：刘亚光；编辑：罗东，荷花；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