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1000盾、500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这里也是香港贵州联谊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昔日在贵阳求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在这里，聊起贵阳往事。

　　兴致聊起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郭建生，就会喊上夫人，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5个半小时后，他们就抵达贵阳，重温记忆中“印尼侨生在贵阳”的篇章。

　　讲述人：郭建生，76岁，中银香港集团退休，1960年至1973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六中：在贵阳的学生岁月

　　所学教材相似

　　在贵阳六中，我继续进行初三课程的学习。起初，我们担心国内的教材和印尼的不一样，会不会学不懂？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多余。

　　林南生读高三，他看了教材，数学、物理、化学所教的内容，和印尼华侨中学的差不多，历史、地理也大致相同。只是印尼华侨中学没有政治课，印尼华侨中学类似的课程叫《公民课》，讲的是中国公民如何培养道德情操的课程。《公民课》专门图文并茂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1972年，郭建生（右）与贵阳二中同事齐国钧、顾建恭老师合影

　　林南生喜好读书，他在雅加达买的教辅书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的，华侨中学也是参照国内教材进行课程设置，我们来到贵阳，教学内容大多衔接得上。

　　林南生回忆，中印关系处在蜜月期时，《毛泽东选集》在雅加达书店的橱窗里展览并出售。

　　林南生所在的高三（5）班，被大家戏称为“和尚班”——全是男生。印尼华侨来到“和尚班”后，贵阳六中专门从其他班级调配了一些女同学来，让男女同学混合在一起上课。

　　林南生学习很厉害，属于学霸型。1961年参加高考前，他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贵州工学院。班主任看了他的填报志愿后劝他，还是填贵阳师范学院，今后可以教育报国、报效贵州。林南生听了班主任的劝告，改填贵阳师范学院，被该院物理系录取。

　　林南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三中担任物理老师，1982年当了三中的副校长。3年后，贵阳市筹备侨联，调林南生去工作，后来，他当了贵阳市首任侨联主席。

　　要求与贵阳学生同甘苦

　　我们在贵阳六中读书，吃饭不要钱，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三楼，每顿饭四菜一汤，伙食安逸。不过，刘明镜在一周后发现了华侨学生和贵阳学生之间的“秘密”。

　　21岁的刘明镜，在贵阳六中读高二，这是因为他在10多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做鱼行的生意，后来才重返学校读书。这种情况在印尼常见，只是到了国内成为稀罕事。正是刘明镜成熟，能够在侨生中领头。

　　吃中午饭时，刘明镜在一楼，看见贵阳学生端着一碗饭，菜就是一碗透明透亮的“玻璃汤”，他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在三楼吃着四菜一汤的饭菜，全然不知道贵阳学生的伙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酸楚。刘明镜说，祖国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贵州省政府怕亏待了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我们有特殊照顾，这份情谊，我们心领了，不过，我们应该和贵阳学生吃一样的饭菜，不能搞特殊化。

　　1970年，郭建生在贵阳的学生宿舍自弹自唱

　　心潮澎湃的刘明镜，在宿舍里铺开白纸，举起毛笔，写起倡议书，号召华侨学生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贵阳学生喝“玻璃汤”，这是华侨学生报效祖国的第一步。

　　刘明镜文采飞扬的倡议书，贴在校园里，引起共鸣。学校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吃四菜一汤，我们没有动摇，坚持要和贵阳学生享受一样的待遇。学校看到我们对承诺坚若磐石，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思减下了菜肴。

　　其实，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有大量的牛肉、猪肉罐头，我们舀起米饭，打开罐头，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大餐。这些物资，贵阳学生享受不到，我们遇到关系较好的贵阳学生，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牛肉、猪肉罐头，用贵阳话讲，这是“不吃独食”。

　　篮球影响的人生

　　贵阳六中的操场，是侨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贵阳学生说，他们每天吃不了啥营养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猪肉罐头的侨生，还蹦得起、跳得起。确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少贵阳学生得了浮肿病，难以进行剧烈运动。我们在印尼就酷爱篮球运动，不少侨生都打得一手好篮球。

　　1963年暑假，我和谢贤国等同学，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参加全省青年篮球锦标赛。这场比赛的决赛，在安顺市举行。我们的冠军争霸赛，对手是毕节地区青年篮球队。毕节队也是一支劲旅，在球场上如猛虎扑食，与我们撕咬在一起，比分步步紧逼，难分高下。

　　1959年，郭建生（左三）与巴城中学兰球队队友合影

　　比赛到最后三分钟，我们输了两分球，比分落后两分。现场的观众，留下一片唏嘘声，纷纷离席而去。观众认为胜局已定，没有悬念。关键时刻，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我们队一个远距离投篮，得了三分，赢得宝贵的一分。不少走出去的观众，听到是贵阳队获得冠军，均觉纳闷，不明白何时冠军发生了转换。

　　球技高超的毕节队，在赛后被邀请到贵阳，和我们在第五球场（中华中路人民剧场旁边）打了一场友谊赛。

　　后来，我又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在都匀进行冠亚军决赛时，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我的文化课不是太好，却因为我的篮球打得好，1965年考大学时，提前被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贵阳二中教体育，学校让我在学生中组建篮球队。晚上，我就去报名参加篮球队的学生中家访，征求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参加篮球队的意见，一定要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才能吸纳他们参加篮球队。

　　影响一生的话

　　1973年，中国对华侨出台政策：来去自由。意思是，愿意出国的，国家予以方便。

　　贵阳市体委的书记李成炎找到我，和我聊起是否回印尼的话题。在平常的工作接触中，李成炎比较了解我。我也对他说到，自从父亲去世后，12年的时间里，我家在印尼的米行，生意大不如前，母亲一个人在印尼，也需要人照顾。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李成炎说，既然国家有政策，你也可以回印尼。李成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很有分量，如雷贯耳，影响了我今后的工作、生活。

　　1973年夏天，我离开贵阳，没有选择回到印尼，而是选择去香港。我认为，香港至少是中国的领土，迟早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到香港后，恰逢汉华学校在招老师，我前往应聘。

　　1960年，郭建生（左站者）离开雅加达前，与父母、叔叔、堂弟合影

　　汉华学校，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全日制中学，在1945年创校，中文科用普通话教授。我看中它的办学宗旨，是一所倾向内地的学校，就选择到这里教书。

　　1979年，香港中南银行面向全港招人，我又去参加考试。中南银行由华侨黄奕柱创立，其创办宗旨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

　　当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合作、在内地投资，都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我在面试中，以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得到中南银行考官青睐，当场对我录取。

　　后来，我和刘明镜等侨生，一起为贵州与香港的经贸往来，作出努力。1987年10月15日，在我和刘明镜等侨生的提议中，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块，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老侨生、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会员有1000多人。完成这些与贵州相关的工作，都是我们的贵州情结所致。

　　古稀：笑谈如烟往事

　　侨生在贵阳，得到政府部门诸多照顾，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

　　血气方刚的侨生，和贵阳社会青年（下简称社青）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成为轰动贵阳的一次群殴事件。

　　如今，当年的侨生和社青，都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再次遇见，相逢一笑，往事如烟。

　　讲述人：和国正，71岁，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退休职工

　　侨生，贵阳学生羡慕的对象

　　1960年10月，侨生到贵阳的消息传出，是件新鲜事，我还和同学结伴，专程跑到贵阳六中看侨生。

　　来贵阳的侨生，大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安排到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住校就读；初中、高中生安排在贵阳六中住校就读；小学生安排在贵阳实验小学就读，食宿安排在六中，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一起居住，便于照顾。

　　安置侨生的几所学校，从校舍到教学、师资力量，都是贵阳最好的。不管是大学、高中、小学，这些学校都在市区，彼此距离近，既便于有关部门集中管理，也便于华侨学生相互联络。

　　走在贵阳六中的操场上，侨生大多戴着黄金、铂金项链、瑞士手表。尼卡照相机、全护链盒带加力挡的三枪自行车，就像今天的宝马、奔驰一样吸引眼球。

　　不过，我们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侨生却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常事，他们早上冲奶粉吃面包饼干，晚上煮咖啡加方糖炼乳，这样的生活享受，今天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达到，但在当时，国内的高干子弟也享受不到这些东西。

　　上课时，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侨生们还能听懂，老师用贵阳话讲课，他们就听不懂了。好在当时的老师都非常有责任感，给这些侨生课外“开小灶”补习，讲授都够耐心、细致，并把老师专用的教学参考书借给他们看。因此，比较用功的侨生学习成绩提高也快。

　　侨生的体育成绩普遍较好，短跑、跳远、足球、羽毛球、篮球都是他们的强项。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贵阳师范学院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两个被我们喊作“大华侨”“小华侨”的侨生，篮球打得漂亮。

　　我在人民剧场旁边的第五球场，看过一场师院篮球队和蔬菜公司篮球队的友谊赛。

　　那时，两个队都是贵阳市业余队的尖子，打得非常精彩。“大华侨”的位置是前卫，扣篮、中距离跳投、篮板球很厉害。他的个子高，灵活，而且弹跳力强，抢篮板球判断准确。“小华侨”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球场上的灵活，就成为他最大的优势。他的位置是接应，运球、过人技术、传球和速度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他的弹跳力也非常好，而且远投准确，对方防守稍有疏忽，球回到他手上，出手就得分。

　　拼车技埋下隐患

　　侨生厉害的技术是骑单车。那不单纯是骑车，而是一种玩车的技巧。有一种技巧叫“浪车”。车对着人飞快驰来，眼看仅差“一颗米”就要将人撞倒，但骑车人龙头一拐，身子一偏，“嘶”地一声，前后轮就贴着眼看要被撞倒的人的鞋边擦过，眨眼化险为夷，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骑车者人车合一，身形一伏一起，轻盈如浪，所以叫“浪车”。这是那些华侨学生，喜欢对漂亮女生展示的一种技巧。但结果却并不讨好，往往使女孩子极为反感。内地的女孩，那时思想都保守，这类炫耀在她们看来，是“流氓行为”。

　　侨生骑车结伴，郊游野餐，一路展示他们娴熟的车技和鲜亮的衣着。不过，他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是河滨公园的溜冰场和六广门体育场的足球场。那里宽阔的平地正是他们练习车技、展示本领的好地方。

　　由于经常在这两个地方骑车，玩车技，就使他们和贵阳的社青有了接触。当时华侨学生和贵阳社青的矛盾，就是从互相比拼玩车开始的。

　　华侨学生骑车玩车，社青一直敬而远之。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事先开会，对社青打过招呼：见了外国人，见了华侨，不要好奇围观，不要乱说话，要注意礼貌。社青只是远远观望，对侨生身上鲜艳的花格子衬衫，紧身西裤，漂亮尼龙袜，尖削亮皮鞋，外国名单车，流露出羡慕。

　　那些喜欢模仿华侨的青年，把商店里作床单布卖的、红蓝花格子布买来做成衬衫，把裤管改小烫出“精神线”，头发留长，往后吹得蓬松，留下长长的鬓角，抹一层亮亮的凡土林冒充发油。

　　社青展示的车技，也让侨生长见识：一群衣衫破旧的贵阳青年，骑着几辆朽旧不堪的单车，把定车、提车、举车、围车，玩得干净利索。

　　有个侨生骑单车，追过来问社青：“你们是马戏团的吗？”他看见这些社青腰间扎着绑带，在国外只有马戏团的才扎绑带。“不是，我们没有工作。”社青回答。

　　一阵叽叽咕咕的印尼话后，侨生骑车到另一边玩车去了。他们模仿着社青的动作，定车、提车、举车、围车。有几个侨生真的很绝，为练习车技，他们也模仿社青骑的车，把车前后挡泥板下掉，弄成一部“光竿车”，只是护链盒和加力挡不下。因此，他们的车技进步很快，定车、围车、提车也开始像那么回事。

　　“六广门之战”

　　1960年11月的一天下午5点，在六广门体育场，侨生一阵交流之后，有个侨生突然骑车飞来，对正在围车的一位社青说：“我和你围围？”他一边讲一边比划。“可以。”社青回答。于是分别上车相围。侨生和社青各站成半圆围成一个大圈，观赏二人竞较车技。第一回合，侨生坚持了一分钟，定车不稳单脚着地输了。第二回合，侨生成绩稍好也没有超过两分钟。第三回合，侨生的前轮撞了社青的后轮，还是输了。社青跳下车对侨生笑笑，说：“再练练。”意思是到此为止。

　　侨生三败而不甘心，下车抓住对方车龙头：“再来，再来。”“好，最后一盘。”社青边说边偏身上车，兜了一小转，龙头一拐，左脚踩住前轮将车定住，等他来围。这在围车竞技上是友好的表示，就像下围棋让对手先。他的意思是告诉对方，我们就比比定车。侨生绕了一个小圈骑到对手身边，学着对方的架势也将车定住。坚持了一分多钟终于保持不住平衡，就放开刹车绕骑而去。

　　社青以为比赛结束就跳下车来，那侨生大怒，转过车龙头，加速猛蹬，人车对直向社青冲去。只听“眶”一声响，两车两人倒在一处。侨生在上面，伸手就扇了社青一嘴巴，大叫：“你瞧不起我！”社青被打火了，左手一把封住对方领子，右手一直拳就照脸上打去，侨生顿时鼻子口来血。见状，侨生们叽咕几句印尼话，有两人飞身上车，直奔六中。

　　六广门体育场距六中很近，不过几分钟，10几部单车飞奔而至。这些侨生跳下车，从裤袋里扯出备用的自行车链条，向社青乱抽。这一仗来得突然，社青手里没有家伙，被打得狼狈逃去。

　　咽不下气的社青，决心报仇，他们在六中附近埋伏，“吊”侨生的线，掌握对方的活动规律。过了几天，侨生见没有社青来寻衅，以为那批车手被打怕了，又结群骑车去六广门玩。熟料，车骑出校门不远，便被冲上来的社青围住。揪下车就一阵暴打，双方陷入混战。侨生也不示弱，扯起自行车链条乱抽。但侨生人数有限，一会儿便被打得四处逃窜。幸亏路边执勤的警察及时赶到，几声大吼，社青才散去。

　　这是解放后，贵阳街头的第一次聚众斗殴，成为当时轰动全城的社青和侨生“六广门之战”。很快，参与打架的社青，全部被公安局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