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以来在中国近五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殷商。

殷商政权设置有专门主持国家祭祀和占卜的大祭司、卜官。政权下面的达官、贵族阶层，凡遇事无论大小，如出行、打猎、求雨、生育、生病等，也都要举行各种祭祀活动。虽然说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祭祀和占卜举动，但论其流行程度、规模大小和普遍性没有哪一个朝代可以与殷商相比，尤其在祭祀方面。

如果仅仅只是普通的祭祀不足为奇，问题就在于殷商除了用畜牲外，还使用人牲，而且规模很大。所谓畜牲，就是用牛、马、羊等动物做祭祀品；人牲，则是将活人做成祭祀品来供奉神灵。

殷商的人牲方式不仅残酷，而且形式多样，如：

燎祭：将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

胹祭：将人牲煮成熟食祭祀祖先和神灵。

伐祭：将人牲的头砍下祭祀祖先。

卯祭：将人牲进行分割后摆放祭祀。

血祭：放人牲血祭祀，再用人牲泡酒做祭品。

戠祭：将人牲制成腊肉后祭祀。

胣祭：将人牲剖肚拽掉肠子后祭祀。

伯邑考是西伯候姬昌的长子，去到朝歌觐见商纣王，想解救被囚于羑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的父亲西伯候姬昌，自己却成了胹祭，被煮成汤羹祭祀后，送给姬昌喝下。姬昌的父亲，也即伯邑考的爷爷周公季历，是殷商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载：

“（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十匹。”

“（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

“（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可以说周公季历为殷商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所言“杀”其实是被当成了“人牲”，供奉给殷商帝王神灵。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会成为祭祀品？这是有来源的，先留着问题后面再述。

现在的人们大多认为商纣王是最残暴的一个，殊不知比起他的前辈来，商纣王还算得上是最为“人慈”一个王。

从殷墟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的甲骨文上看，场面惊人，数据庞大。仅以甲骨文数字上统计，记录人祭的卜辞是1350片，卜辞1992条。其中一片甲骨文上记录的祭品为1000头畜牲，1000个人牲。又从时段上看，仅武丁时期，记录人祭的甲骨文有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其中一次用五百个战俘或奴仆作祭品。另有531条卜辞未记人数。

由于祭祀规模大，所需畜牲、人牲的数量就大。而殷商的辖地并不大，辖境内可以用来做畜牲和人牲的家畜和奴仆有限。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由此可见，殷商政权为了满足祭祀需要，连辖境内邦国的人、畜也不放过，引起各诸侯国的极度怨恨，但因为惧怕，敢怒而不敢言，只能表面去歌颂殷商王朝。因此，殷商获取畜牲和人牲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发动对外战争，或通过诸侯国发动对外战争获取俘虏。正因为如此，殷商时期的对外战争较为频繁。

殷商将获取的俘虏用来做祭祀品，称其为“鬼”，甚至将准备去征伐的民族部落冠以“鬼”名，如上面提到的“（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又将要去征伐的方国称为“鬼方”，如《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是这样的称呼，与殷商同时代的周文王，也即西伯侯姬昌在所演《周易》的爻辞中也是同样的称谓，如：《火水未济》九四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水火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火泽睽》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

由此可以知道：“鬼戎”即“成为人牲的戎族”；“鬼方”即“获取人牲的地方或方国”；“载鬼一车”即“装载了一车人牲”。

殷商政权和达官贵族阶层为何喜好祭祀活动，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人牲祭祀方式，令人不禁想去探寻殷商统治者的民族根源。殷商统治者出自东夷，东夷人又是从西夷即今川西一带迁徙来的；“殷”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从身、从殳，古读音同“夷”、“衣”，周人称殷如夷。从这两条依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殷商统治者源于夷人，夷人即今天的彝族。

彝人是不是有喜好祭祀活动和使用人牲的传统呢？从大量的彝族古籍中看到，彝人的祭祀、卜筮活动非常多，诸如出征、分支、祭先人、祭山川、祭黑虎等等，而且彝族建立的各大小政权还设有专事祭祀的毕摩，这与殷商政权设置有大祭司一个样，可见彝族同样是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但是彝族祭祀活动的祭品，使用的只是牛、羊、猪，未见人祭之事发生，如《西南彝志·有关德实耿俄的记述》：“献肉设神座，顺次向神座献肉。杀各种祭牲，剖出作祭的部分，剖了成百的祭牲，敬献美酒，向历代祖宗，祈求福禄。舍仁歹布摩，在宽大的庭院中，看了祭祀情况，黑尾山羊白尾牛，还站在那里，怕祖宗不高兴。要用白尾山羊，取里外部分，献给坟里的亡灵。还需用黑尾山羊，献祭祖宗。若不用黑尾山羊，祭祖不完美。要用黑臀牛，取里外两部分，献给坟里的亡灵。还需用白臀牛，献祭祖宗……”、“各家支参与祭祀，布以黄牛祭，默（彝族家支名）以花绵羊祭，恒（彝族家支名）以黑猪祭，祭祀不奏效。只用一只花绵羊，因此祭祀不奏效。要杀七十只羊祭，若不足七十只，邪崇还要作怪，不给祖灵解冤，不给祖灵还愿，邪崇照样作怪。”从文中看到，彝族祭祀活动讲究品种、数量和排场，这一点与殷商政权很相似。

但是彝族传统祭祀只用畜牲，那么殷商的人祭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中国所有原始民族中，传统习俗采用人祭的只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巴人。

巴人又称巴氏。《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在谈到巴务相创立巴国成为廪君的事后，接着道：“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文中的“人祠”即人祭，也即人牲。但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其资料来源于假巴人，所述巴人习俗就过于简略，且不完全正确。

据有乌江流域和长江上游下段的巴氏，自先夏创立巴国以来，就与中原发生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密切交流，《今本竹书纪年》中载殷商疆域“南不过荆、蛮”的“荆”就是指湖北荆州一带；“蛮”即指巴国，巴王也被称做“蛮王”，如居住于织金东山一带的巴瑞，就被称为“古仡佬蛮王”。蛮（巴国）东邻荆（荆州），蛮、荆之北即殷商，可见巴国非殷商辖境，也非殷商邦国。

巴氏，后世称仡佬族。织金是巴人的发源地，也是巴国的兴起之地，织金巴氏仡佬族的传统习俗，自然就代表了巴国原始的传统习俗。与《后汉书》中的假巴人习俗相比，织金巴氏仡佬族传统习俗就显得更为原始和丰富。清典籍《竹枝词•锅圈仡佬》里有这样一首词：“平远州中鬼画符，传来面具有於菟。虽然不作招魂赋，且尽生前酒一壶。”作词者注曰：“此种惟在平远州，其俗嗜饮尚鬼，有疾则延鬼师，以虎头一具，用五色绒装饰，置簸箕内祷之。亲死，侧置其尸，谓使其不知归路。其曰‘锅圈’者，妇人以青布束乱发，肖其形也。”平远州即清代织金州名；词中的“於菟”即虎的别称。可见生活在织金的锅圈仡佬不仅有崇拜虎的习俗，还制作出虎的面具进行祈祷、祭祀等活动。《平远州志·附各种夷民》在谈到锅圈仡佬时亦说：“病则请鬼师，以虎头一具，用五色纸装饰，置簸箕内祷之。”织金是仡佬族的聚居地，直到清朝时期，织金仡佬族的种类除了锅圈仡佬外，还有打铁仡佬、剪发仡佬、披袍仡佬、打牙仡佬。从《黔南职略》和《大定府志》对仡佬族种类的统计上看也是当时最多的地方，其中打铁仡佬和剪发仡佬为织金所独有，在《竹枝词》中还认为锅圈仡佬和披袍仡佬只有平远州才有。

织金巴氏仡佬族原始习俗，记录得最为详细的是《平远州志·新辟水西纪略》：“古仡佬蛮王把（实为巴）瑞，踞于平远西南城外一里，故基犹存。……满三年一普夥，普谓称仡佬，夥谓祭献仡佬先灵，不忘根本。以野牛、野马祭告后，加各彝升转名位。……有文字，著有《通卦史》、《鬼兵》等书。好战斗，少则跃马横戈，壮则鹰眼难驯。每一代，盗截聪俊男子头一颗献仡佬鬼，谓做‘人头鬼’。代代如之。”从文中可以看出，巴氏仡佬族除了用野牛、野马祭祀先灵外，还使用聪俊的人来做祭品，即“人牲”。

前面提到殷商为何要选择用周公季历、伯邑考这么重要的人物做人牲，以及殷商人祭是从哪里学来的问题，在这里都有了答案：殷商不仅学习了巴人使用人牲的祭祀方式，还对巴人的人牲选择标准“聪俊”进行了套用，“聪俊”指“既聪明又英俊”，这样的人牲才是最好的祭祀品。从奴仆到战士，从将领到大夫再到诸侯，越往上人牲品质越高，祭祀效果越好，“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有了鬼戎三大夫，再加上季历这位高于诸侯的周公陪伴做人牲，祭祀的效果不是好上加好吗？所以才“王杀季历”。这是最为合理的解释，否则真找不出商王杀周公季历的原因。

织金巴氏仡佬用人头祭祀，与殷商的伐祭等同。值得注意的是，巴氏仡佬将祭祀用的人头称做“人头鬼”，也即是将“人牲”称做“鬼”，这与殷商将“人牲”称为“鬼”完全相同，这不是巧合，而是殷商直接套用了巴氏仡佬祭祀习俗上的名称。既然名称直接套用，那么殷商甲骨文“鬼”文字的产生很可能也源自巴人。

《平远州志·新辟水西纪略》说仡佬族“有文字，著有《通卦史》、《鬼兵》等书。”巴人既然著有《通卦史》，说明巴人是个善于占卜的民族；《鬼兵》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无法知晓，但至少说明“鬼”对巴人来说不仅重要还具有特殊的用意。由于仡佬古籍在后来的时段消失，今人对仡佬族有没有文字还在争论不休，更别说找到巴氏“鬼”字的写法了。因而要解开“鬼”字的本意，也就只能从汉语中去了解。汉语中的鬼字，始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的上部亦方亦圆形似“田”字，更形似戴着面具的人头；下部形似或跪或坐的“人”身。有的甲骨文在鬼字旁或加上“示”字，强调祭祀含义；有的金文在鬼字旁或加上“攴”（持械打击）字，表示巫师持械施法；有的金文在鬼字旁或加上“攵”字，表示巫师在舞蹈。虽然解释多种多样，但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释义：一是指“人头鬼”，这与织金巴氏仡佬族“人头鬼”的称呼如出一辙，许慎《说文解字》“（鬼）从人，象鬼頭。”说法与此接近；二是指“祭祀场上带着面具正在作法或舞蹈的巫师”，这一点也吻合了巴氏仡佬族“平远州中鬼画符，传来面具有於菟”的习俗特征。但就这两种说法来看，人头鬼——即“人牲”才是“鬼”字的原始本意，这与现代汉语中指“人死后的灵魂”相去甚远。

巴氏仡佬族戴着虎头面具作法和舞蹈，不仅仅出现在祭祀场上，也出现在战场上。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殷商的军队听见巴师的歌舞便吓得倒戈而逃，足见巴人的歌声一定非同一般，展现的舞蹈也一定气势非凡。撇开歌舞不说，只是巴军头上戴着的虎头面具，就会令殷军不战而丧胆。

从织金地方志上巴氏仡佬族的虎头面具，再到考古发现巴人器具上的虎形符号上看，虎无疑是巴人图腾与崇拜。各种大小仪式、祭祀及战场上都戴着虎头面具，自然给巴国周边及交往过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印象浓缩成殷墟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巴人之“巴”就成了人戴着虎头面具的形象。古籍中有殷商甲骨文“巴”字像一条巨蛇之说，如《说文解字》：“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这是因为后来学者不了解巴人习俗特征所造成。殷墟甲骨文中的“巴”字，由左、右上两部分构成：左面部分像“人”，从上到下占有字面最大，形如甲骨文“鬼”字中的“人”状；右上部分笔画从“人”的头部向右下伸出，占有字面较小，像是系在人头上的一块面具，其形如“爪”，也形似虎口和虎牙。从字的结构来看，显然就是巴人戴着虎头面具的浓缩形象。再用“巴”和“鬼”字的甲骨文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二者都是戴着面具的人，步调也基本一致；不同点是“鬼”是从正面看到面具，“巴”是从侧面看到面具，就像是用相机对同一个人各拍了一张正面照和侧面照一样。由此也可以知道，甲骨文的创造者对有关巴人文字的构思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

殷商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如果不是通过探赜索隐，很难发现地处西南的一个小县，竟然能影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殷商王朝；如果没有《竹书纪年》、《后汉书》和《平远州志》，哪怕缺失了其中之一，也很难探寻到殷商人祭的源头以及甲骨文中鬼、巴二字的真正含义，同时有关巴人的精彩细节也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因此，无论是国史或是地方史，并无大小之别，留下文字记录才是特别重要的，其价值和意义胜过珠宝黄金。

　　刘玉明，1963年生于织金县城回龙桥河畔。爱好：文学、历史、易学。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织金县政协常委，织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织金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代表作《织金老城纪事》，即将完成《织金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