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1000盾、500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2019年12月16日，一名七旬老人，在贵州省水利学校宿舍闲庭信步。

　　老人头发花白，五官明显有福建人、印尼人的特点。不过，老人一开口，是纯正的贵阳腔，让人猜不出他的籍贯。

　　老人名叫林南生，身上有一半福建血统，一半印尼血统，他在贵阳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光阴……

　　2019年12月的林南生

　　讲述人：林南生，77岁，曾任贵阳市侨联主席、贵州省侨联副主席

　　贵阳：印尼来的侨联主席

　　生在雅加达，根留在中国

　　1960年7月23日下午5时，我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为“美上美号”的挪威轮船，和900多名同学一起，离开印尼，向着祖国驶去。

　　离开第二故乡印尼，大家心情复杂。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会不受欺侮。

　　1942年2月14日，我在雅加达出生。我的父亲，老家在福建永春县，这是泉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老家发表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父亲无处躲避，选择下南洋。

　　父亲一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定居，靠做咸鱼干为生。印尼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父亲做的咸鱼干，一是给人们当干粮，二是弥补出汗流失的盐分，是当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亲经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光顾的客人中，很多都是华侨，正是在这种往来中，他认识了一名有着一半印尼血统的华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父亲一直和我们讲国语或者闽南话，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常看见父亲，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门口，望着北方发呆。我读懂了父亲的神情和心思，因为北方，是福建，是永春，是中国。

　　得益于在老家教书时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生活习俗，尤其是泉州的庙会、传统的古乐南音、地方传统戏剧高甲戏等。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讲解中，这些故乡的文化符号，在父亲的乡愁讲述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兄弟姊妹的记忆中，不断加深印象。

　　我读小学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亲为我选择雅加达华侨学校。这所学校，倾向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学校规定，在校内只能讲国语，不讲印尼话。但是，学校的教育内容并非保守，除了语文、数学之外，也开设印尼语和英文，让学生适应在当地发展。

　　从小学到高中，华侨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们讲述祖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1955年10月，钱学森历尽周折，花了6年时间，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消息传到华侨学校，我们听老师说，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想回国，却屡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回国受阻的钱学森，一个月瘦了30斤，还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岛上拘留了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金的保释金，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800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直到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钱学森的所有材料，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老师的讲述中，为我们树立了方向。不止是我，还有不少同学表示，高中毕业要回祖国高考，在祖国读大学，在祖国工作。如果不是出现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华侨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毕业后，再回祖国参加高考。

　　“美上美号”轮船，驶向祖国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出台“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是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在雅加达，我就看见当地的军警宪兵用刺刀押着华侨，说他们违反了“总统10号令”，把这些华侨撵到一个难民集中营关押。

　　“总统10号令”，造成50余万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决定迅速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的华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

　　在雅加达，华侨们自发成立“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华侨学校建立接待点，利用学校的礼堂、教室、操场，接待华侨。我所就读的高中，也叫“巴中”。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荷兰曾经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当地华侨称其为巴城，我就读的华校就叫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巴中”，学生们都是志愿者，还成立了纠察队，就是在特殊时期，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等待中国政府把华侨接回祖国。

　　思念祖国，思念从未到过的家乡。这股思乡情绪，在学生中不断蔓延，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就成立了“回国同学会”，由了解祖国情况的老师或是同学，给大家讲解祖国发展的情况，以及怎样办理回国护照等注意事项。

　　林南生的回国同学会会员证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中国政府租用的这些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条件，有的国外的船员在工作上不积极配合。为了方便接侨，也借此时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国家决心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船队，从接侨费中拨出2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公司从希腊轮船公司买进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名为“斯拉贝”的轮船，曾是风光一时的邮轮，1959年停航报废。中方从1960年7月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这艘轮船进行修理，使其达到可以运行的条件。这艘修好后远航的轮船，命名为“光华轮”，寓意为“光我中华”。

　　1961年4月28日，“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前往印尼接运侨民，这也是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轮船。面对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国民党军舰侵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采取特殊保护，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这些，都显现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关爱。

　　我和妹妹，还有同学们乘船离开雅加达的时候，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丹绒不碌港口送别。船上、岸边，离别的情绪相互感染，大家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为了控制伤感的场面，我灵机一动，用中文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引起共鸣，同学们都唱起来，泪水止住，变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罢，我又唱起《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两首歌，都是在“巴中”读书时，华侨老师从中文书籍中看到，教会我们唱的歌曲。

　　看了宣传片，选择到贵州

　　在苍茫的大海上，“美上美号”轮船航行7天7夜，抵达广州黄埔港。早有准备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广州石牌，修整了10来天。那段时间，归国华侨集中，祖国按照自愿和分配的原则，把华侨们分别输送到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搭乘“美上美”号返回祖国的侨民

　　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装着“巴中”的华侨同学们互相赠送的一寸黑白纪念照片，照片的背后，除了写着照片主人和受赠人的名字，主题词全部是“祖国见”。“祖国见”三个字，蕴含着印尼的侨生盼望着在祖国求学和生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美好愿望。在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10来天时间，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来会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

　　隔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5名工作人员，来到石牌的学校。这时，我们知道，由于回国的华侨太多，好多省份安置华侨的名额满了，国务院把贵州增加为安置华侨的省份。贵州的工作人员很会做形象宣传，除了带贵州的风景图片，摆在学校展示，还专门带来一部讲述贵州的电影纪录片。在影片中，我记住了风景秀丽的花溪。其实，早在“巴中”读书时，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贵州，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1967年1月20日，林南生在贵阳结婚

　　工作人员每天运用电影、图片，充满感情色彩地宣传贵州。他们说起贵阳最好的寄宿制中学，是贵阳六中，为了欢迎我们这批侨生，原本寄宿的贵阳籍学生纷纷回家，专门为我们腾出来寝室。并且，贵州有17所大学，可供我们高考后选择。面对贵州的盛情邀请，我和同学们聊起，当初想回祖国高考、读书，就是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青春来报效祖国。所以，大家没有太多的犹豫，569名侨生异口同声选择去艰苦的贵州扎根。

　　历经3天3夜，我们坐着专列，在1960年10月来到贵州，在贵阳落脚。初来乍到，我们对贵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气——贵阳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丝丝凉意，清冷的风掠过皮肤，让我们感受到惬意，这和雅加达一年只有一个夏季的气候不同，让我们对贵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国内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各种物资都很稀缺。不过，贵州省政府很为我们着想，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在贵阳六中的食堂有肉吃，这对外界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雅加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冲凉。贵州省政府拨出专款，改造贵阳六中的洗澡间，让我们上百名学生都能够冲凉洗澡。不过，贵阳的天气比雅加达的气温低了许多，不用每天两次冲凉，但是，通过改造洗澡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贵州省政府，对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贵阳，啥都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解手。我们在印尼解大手，先要把裤子脱下来，挂在墙上，方便完毕，左手提着蹲位旁边的水龙头冲屁股。所以，在东南亚国家，是不能伸出左手与人握手的，否则别人会认为用冲屁股的左手伸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事。刚到六中时，我们解大手都带上一个铁皮做的小桶，用来装洗屁股的水，后来才慢慢学会用纸揩屁股。

　　就在我来到贵阳的三个月后，父亲在雅加达经营的咸鱼铺也因时局动荡，华侨纷纷回到祖国，难以为继，最后关门谢客。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乘坐祖国租来的俄罗斯轮船，在1960年11月，来到湛江，在当地一个叫“奋勇华侨农场”，定居生活。

　　讲述人：刘明镜，81岁，香港贵州联谊会副会长，1960年至1974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华侨：贵阳街头风景线

　　1960年离开印尼，来到贵阳读书，再到1974年离开贵阳，青春年华中的宝贵14年，成为刘明镜日后在香港，常常忆起的片段。

　　刘明镜在贵阳六中完成高中学业，考进贵州工学院读大学，后来分配到贵阳钢厂工作。这些人生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充满了贵阳烙印。

　　虽说到了香港，刘明镜仍然关心贵州的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他还引进新加坡美亚集团，到贵阳投资。

　　1960年7月23日下午5时，我和林南生、郭建生等侨生一起，乘坐“美上美号”轮船，回到祖国，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又来到贵州。

　　这一年，我21岁，是这批归国华侨学生团的团长。

　　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在广州的省情介绍，吸引了我们，我们来到贵州后，教育部门按照我们的学习情况、特长爱好，除了把适龄学生送到贵阳六中读高中以外，还根据侨生的学历情况，把学生送到贵阳卫校、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等院校读书。

　　离开雅加达时，我们知道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加上父母怕我们第一次离开他们，不会照顾自己，专门给我们买了宽1.6米、高1米的藤包箱。这种箱子的特点是体内容积大，父母把奶粉、咖啡、奶糖、牛油等国内紧缺的物资，塞满在藤包箱里。我们在学校里，用滚烫的热水把奶粉、咖啡冲成浓浓的液态，一口喝下的满足感，成为不少贵阳学生啧啧羡慕的对象。

　　确实，一些在雅加达家境殷实的侨生，离开印尼的时候，把在当地买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用两块夹板固定住，包裹捆绑好后，随船托运，最后一直带到贵阳。当时，贵阳街头的大都是“二八”加重单车，和线条优美、外观轻巧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二八”加重单车的外形笨重、线条粗鲁，缺乏时尚感。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太多，贵阳六中专门腾出教室，堆放我们带回国的各种物品。

　　1960年10月的贵阳，有一道风景线：穿着花衬衣、牛仔裤，脸上架着蛤蟆镜，大包头的华侨学生，骑着“三枪”牌助力单车，风一般冲出贵阳六中大门，在北京路朝着黔灵山的方向拐弯时，潇洒地拐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见状，路上的行人指指点点：“华侨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随后的30年里，贵阳人只要看见穿花衬衣、戴墨镜的人，就爱说：“华侨了！”这句戏谑的话在贵阳，成了一句赞扬生活高质量的褒义词。

　　侨生带到贵阳的不仅有单车，缝纫机也被他们带来。这些洋气的生活物资，在贵阳罕见，也成为贵阳市民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

　　现在，北京路上贵州省政协的位置，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华侨商店，专门向华侨供应市面上没有的牛奶、白糖等物资。父母寄来的现金，我们把它兑换成侨汇券后，就可以在华侨商店购物。这些便利，都是国家对华侨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