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刘玉珍在同学的影响下，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1949年3月，刘玉珍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新青团”，成为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的交通员，负责转信工作。同年，组织领导贵阳女师同学参加省立八校联合举行的“反饥饿”学生运动。

　　讲述人：刘玉珍，1930年生，先后在共青团贵阳市委、贵州省妇联工作。

　　1942年的刘玉珍

　　初识共产党

　　刘玉珍是平坝人，家境并不富裕。因得知“贵阳女师不交学费还供伙食”，1945年秋，她从平坝转到贵阳女师简师部上学。

　　1946年秋，经女师同学何伊长介绍，刘玉珍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永同志。开始慢慢接触到《家》《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还了解了重庆谈判和外地学生运动的情况。

　　1949年3月，刘永被国民党通缉，组织要他离开贵州。临行前，他将刘玉珍推荐给一位老大哥。

　　加入新青团

　　刘玉珍跟老大哥第一次见面是在进步老师刘介忱（中共贵阳地下党负责人张凤鸣的岳父）的宿舍，会面时间很短，老大哥询问了一下她在女师的学习情况后匆匆离开。

　　1948年，刘玉珍（左一）与女师校友在马王庙的桥头

　　两三天后，刘玉珍收到老大哥的信，信中画有联络地形图，约她去东山见面。这次见面，老大哥详细了解了刘玉珍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而刘玉珍一直不知道这位老大哥是何许人也，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她才知道这是原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

　　这次谈话中，张立作为刘玉珍的介绍人，吸收她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成为“新青团”的首批团员。当时，刘玉珍非常激动，立即保证：“绝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接着，张立安排她作交通员，负责转信工作，负责收转道真、正安、绥阳、重庆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给地下党省工委书记的信件。

　　成为传信员

　　为了安全，刘玉珍安排来信先寄给住在法院街的姐姐刘桂珍家。刘玉珍收到信后，把信拆开、换上新信封，写上张立的化名——“于春山先生收”。放学后，刘玉珍会假装到文风书局（位于原中华南路百货大楼隔壁）看书，把信夹在书里，确定对方看到她后，才将夹了信的书放回书架上。

　　收转信件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白色恐怖下，信件一旦落到特务手里，不仅自己的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泄露信的内容，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每次转信，刘玉珍都特别谨慎。

　　反饥饿游行

　　1949年的春天，由于物价飞涨，金元券、银元券贬值，学校每月所发的工资已不够半月生活，更有两个月没领到薪水的老师，贵阳的“反饥饿”游行蓄势待发。

　　那时，张立派刘家祥到女师找刘玉珍，转告中共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抓住“老师要吃饭，学生要上课”的目的，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同学参加“反饥饿”斗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

　　1949年3月26日，贵州大学八百多名学生在国立贵州大学学生的“反饥饿”运动巨幅标语引导下，从学校步行到贵阳市中心游行，声讨当局横征暴敛、残酷压榨的罪行，从而拉开了“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序幕。

　　接着，国立贵阳医学院等学校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49年4月中旬，贵阳女中、女师、贵中、高中、男师、高医、高工、高农省立八校学生代表，先后在贵中、女师、贵阳省高开会，确定1949年4月16日联合游行。各校按代表会议要求，分头做准备工作。

　　刘玉珍是贵阳女师的代表，她和同学们召开学生自治会，连夜翻印传单、歌单、口号、出黑板报、赶制布标、小旗等。同时，由她通知校长全校罢课，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在女师大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向她们宣传“反饥饿”游行的意义，号召全校同学积极参加。后来，女师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与国民党对峙

　　1949年4月16日上午，省立八校的队伍陆续到大南门会合。贵阳女师同学用两幅白床单缝制了一面横标，上面写着：省立八校“反饥饿游行”几个大字。刘玉珍同班的两位高个子同学——黄坤、高登秀用竹竿撑着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四千余名青年学生，十人一排，肩并肩从南门向北门沿中华路游行，并大声喊“老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薪水可以扣着发，肚子不能饿着等”口号。

　　刘玉珍记得，游行队伍到省府路广场，只见国民党的省政府衙门紧闭，大门两边的围墙后面露出两挺机关枪和排排闪亮的刺刀。队伍到齐后，贵中的邓传英同学站在高坎上指挥大家唱歌。

　　后来，国民党的谷正伦被迫同意八校派代表进去见面。八校代表理直气壮地走进国民党的省府大会客厅里，宣读请愿书，义正言辞地要求谷正伦立即答应按月发给教师薪金，增加教师待遇和公费生的生活费。开始，谷正伦还威胁代表们说：“哪个叫你们这样做的？谁带的头？”代表们说，“我们是同学推举出来的代表，我们是自发的，没有谁指使。老师没有饭吃，我们怎能上课？”

　　外面的同学见代表们久久未出来，不断高呼：“只要一个代表不出来，我们就坚决示威到底！”在数千名同学的抗议下，谷正伦不得不同意代表们提出的“立即增发教师薪水，改善生活待遇”的条件，还保证由盐务局提供二百担食盐的资金，作暂时解决问题的费用。在代表们的要求下，谷正伦派伪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出来答复。傅启学站在一张大桌上，向全体同学进行答复后，游行示威活动才宣告胜利结束。

　　遭牢狱之灾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反饥饿”运动刚结束一周左右，就找学生代表算账。伪教育厅的督学张有民到贵阳女师，要求学校开除刘玉珍。经教导主任王崇周老师出面担保，加之，张有民知道刘玉珍是平坝人，与他是同乡，并是他侄女龙谨成的同学，才改为记大过处理。

　　1949年8月，刘玉珍从女师毕业，去敬一幼儿园（现贵阳五幼）上班。谁知，上班不到一周，刘玉珍8月7日就被特务带走，关押在伪保安司令部看守所。特务唐达斋在审讯时，指着她说：“你在学潮中闹得最凶”。

　　在狱中，刘玉珍被提审了两次，一次是追问刘永的住址，另一次是追问她和刘永的关系，以及闹学潮是谁组织的等。“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自发的”，刘玉珍半点也没透露秘密，审讯的特务唐达斋说她不老实，还用竹棒打她，想逼刘玉珍就范。

　　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急于逃跑，对进步人土实行大屠杀。这天，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凃月僧到监狱去看犯人，突然走到刘玉珍的牢房门口，一起关押的“犯人”陈玉华认识凃月僧，就求他放了刘玉珍。凃月僧当场拒绝，说：“我没有放她的权力。”

　　接着，凃月僧当着众人的面询问刘玉珍在哪儿上学、多大，听见刘玉珍在女师上学，笑着说：“还是个娃娃。”就离开了。约半小时后，刘玉珍被释放，逃过一劫。

　　不忘小火花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一九四九年后，张立和刘永告诉刘玉珍，凃月僧其实是中共湖北地下党联系的进步人士，当时救了不少人。

　　1949年11月16日起，贵州的党员同志纷纷聚集贵阳。“聚在一起的同志们，终于可以将无数埋藏在心里的话说个够。”一九四九年后，刘玉珍成为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骨干。1950年秋，她被分到共青团贵阳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在贵阳首批少年儿童先锋队员入队宣誓仪式上负责领誓。1972年，她被调到省妇联工作，直至1987年9月离休。

　　如今，刘玉珍回顾自己的一生，既辉煌也坎坷，有幸福也有难过。但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贵阳女师时，被推选参加全省中学生演讲比赛中的题目——“我要做一个大火花中的小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