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月光如辉，日本长崎的街头如往常一样平静。日本军政官员正入梦乡，有些还酒酣耳热，突然警报响起，全城熄灯。漆黑一片中，莫不惊慌失措，抱头伏地有之，被头裹身有之，钻进马桶间有之，跳进井里躲藏亦有之，一式地屏息敛气，狼狈至极；入睡了的长崎居民，来不及披衣，相继逃出房屋。满街、满巷、满村、满市，都拥塞着慌乱窜逃的人群。

　　惊惶未定的日本军民惶惶不可终夜，惊吓至天明。他们万万没想到，炸弹并没有如约而下，从空中飘落下来的却是纸质传单。

　　一位寿司店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传单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弹轰炸”事件。1938年5月19日晚，中国空军越洋空袭日本，投下百万纸弹后凯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当时，宋美龄专门为此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人道远征”。

　　“领衔此次远征的，是崇明籍空中骄子徐焕升，也就是我的父亲。”徐焕升的长女徐蓉兰说。

　　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慷慨请缨

　　自组空军远征队

　　“父亲为人谦逊，颇有儒将风范，他不喜张扬，不会主动和子女讲起过去的事。”徐蓉兰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徐焕升的大女婿王大森也说，“我们问他，他也不多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徐焕升的谦和有礼，不仅家人常念在心，他的战友亦交口称赞。老战友曾回忆，合影留念时，请他在第一排中间位置，他一次次辞谢，坚持坐或站旁边、后排。

　　“堂兄从不提他当年的壮举，为官低调而清廉。”徐焕升的堂弟、现已90多岁的徐方说，当年他曾投奔过任空军第一联队司令的徐焕升。原以为堂兄当上了司令，住的是豪华宅邸，哪知只是临时的公房，不起眼的房屋、平常不过的家具，吃的也都是饭堂的家常便饭。

　　僚属、亲朋敬佩之余，用“只有成熟的稻穗是低垂的”赞扬徐焕升。当年由他安排先行转移的军官，仍感念其“战必争先，退必居后”之高尚风格，赞他足为“现代军人效法之楷模”。

　　缄默、低调，掩不住当年的豪情与壮举。“战必争先”要从徐焕升的主动请缨说起。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并到处狂轰滥炸，整个中国大地硝烟一片。

　　《大公报》曾这样写道：“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

　　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

　　1938年3月，汇集各方意见后，蒋介石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在5月中旬派空军突袭日本，但不投炸弹而掷纸弹，即“散发传单”。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太弱，投放传单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这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会比少量炸弹更大，也显示我中华民族不滥杀无辜之德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认为，纸弹轰炸战略是改军事战为舆论战，意在用人道主义回应日本的侵略，以赢取世界各国的声援，故称“人道远征”。

　　彼时，情势对我方并不利。瞿骏分析说，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无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去日本执行空袭任务，等于‘赤手空拳’。”

　　当时能做如此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只有“马丁139WC”一种机型，且仅有的两架马丁机都在外国志愿飞行员手里。考虑到设备与技术的欠缺，国民政府准备聘请外籍飞行员执行。

　　“有个外国上尉飞行员答应了，不料他却以白人性命珍贵为由，开出10万美元的天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崇明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陆茂清说，几经权衡，国民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

　　“得知此消息，父亲主动请缨，那年他30岁。听说那时父亲还在发热，生着病，却一心想着去战场。”徐蓉兰说。

　　出生于崇明庙镇和平村的徐焕升，在家族人眼中，是聪颖好学的榜样。他18岁从崇明中学毕业后报考医大，后来弃笔从戎，投考中央军校交通大队，两年后被选送至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后在德国、意大利航校深造。

　　留洋之前，徐焕升曾回乡看望母亲等家人。陆茂清翻出了当年的《新崇报》，“报社访员专程采访了这位崇明老乡，称他‘学识丰富，才力过人’，此君真有点眼光，给徐焕升下了‘吾崇未来之军事人才’的定论，以此为报道标题，不想预言成真。”

　　1934年徐焕升学成回国，先在航空教导队担任教官，不久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

　　当时已是空军中尉的徐焕升不守着安稳，甘冒风险、主动请缨去空袭日本，这在徐方看来，并不意外，“座机驾驶员稳定是稳定，也有前途，却不符合堂兄原来的想法。他认为，年轻人不能只求安逸、稳定，要有流血报国的精神。其实早在请缨之前，堂兄已请求决战前敌，一直等待着机会。他肯定是要上阵杀敌呢！”

　　当年这位气宇轩昂的空军青年军官，是航校高材生，出洋深造过，飞行技术拔萃，其勇气和技术正是领衔“人道远征”的不二之选。

　　很快，徐焕升的自荐被批准。之后，他奉命与选拔出来的另7名优秀飞行员组成这支远征队：1403号长机由正驾驶徐焕升、副驾驶苏光华、领航刘荣光、通信员吴积冲驾驶执行；1404号僚机由正驾驶佟彦博、副驾驶蒋绍禹、领航雷天春、通信员陈光斗驾驶执行。

　　厉兵秣马

　　出征之前写遗书

　　八勇士集结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由队长徐焕升带领，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高度保密之中，远征队几乎每天晚上升空演练，试验战机的全载重量与续航能力，熟悉越洋飞行的仪器使用，掌握夜间无线电定向航行，一次又一次模拟投弹……

　　“队长飞行经验丰富，对我们言传身教；他人很好，待我们像兄弟一样。”当年远征队的僚机通信员陈光斗，今年已是101岁高龄，忆及往事，依然激动。

　　战友倾服他的专业技能。有人曾这样评价徐焕升，“在德国学飞行的严格训练，使他的飞行技术奠定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海洋飞行更是他所擅长，东征日本就是道地的海洋飞行。”

　　策划轰炸方案时，困难重重，徐焕升充分发挥其所长，在空袭之前完成了一系列准备。马丁机上没有定向仪，夜间飞行要靠它来确定航向。经他协调，从中德合资的一架运输机上拆下定向仪，移花接木至马丁机。

　　两架马丁机还有个先天的毛病—航程有限、挂弹量低。据专家介绍，这种飞机配有两台775马力的发动机，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900公里。“全程恐怕会超过这个数字，安全返回有困难，有人建议先返回舟山加油，但敌机极有可能追击。”陆茂清说，为了增大航程，徐焕升对飞机进行了改装，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徐焕升还邀集了几个电信好友，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以弥补无线电导航的欠缺。为了保密，他还指令战友专门编制了一套电文密码，据说这属中国空军的创举。

　　其间，投放的传单也已拟好，传单内容即由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用中日双语写的“告诫”(见文章开头)，除了这个告诫之外，还有《告日本工人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远征队还在期盼一个好天气。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依靠目视飞行、导航。所以，对日本轰炸就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陆茂清说。

　　5月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我方又无日本本土气象资料，只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

　　按原计划，出征时间定在5月中旬的最后几天，可借后半夜的晴朗月色飞行。“不料好事多磨，连日阴雨。父亲忧心如焚，等待着时机。”徐蓉兰说。

　　出征之前，远征队队员曾被召见，征询其意见，“可再考虑一个小时，做最后答复。”八勇士点头应诺。

　　“我们都是命提在手里的，没考虑过危险和生死，能参加就觉得光荣，不会贪生怕死，因为害怕家人担心，没有告诉家人。”陈光斗说。

　　“父亲和战友们认为任务太危险，可能一去没有回，所以，出征前遗嘱都写好了。”徐蓉兰回忆道。

　　声东击西

　　半夜出征云里飞

　　转机很快来了。据气象预测，1938年5月19日的天气有所好转。徐焕升认为不能再等了，便向航空委员会申报，得到了当日出征的答复。

　　此时，一份假电报“声东击西”掩护了远征。5月16日，日军陆军主力进攻徐州。为迷惑日军，航空委员会发出空军支援徐州的电报，又安排其他空军在陇海线东段一带侦察、轰炸。日本空军果然上当，着力加强华北空防，暂时放松了对东南沿海的空中控制。

　　5月19日，总部终于下达了“立即执行任务”的命令。

　　19日15时许，武汉基地，机组成员一身戎装登上战机。两个小时后，降落在宁波。“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飞机要在宁波‘转一次车’补加燃油。”陆茂清说。

　　徐焕升等又一次仔细检查了机件各部，加足了油，确信万无一失后，八勇士换上便服进城就餐，休息待发。据陈光斗回忆，“那天晚饭大家都吃不下，互相也没说什么话。本想再打个盹，但哪里还睡得着。”

　　23时，武汉指挥部传来命令：限于一小时内起飞。大家摩拳擦掌，跃跃待发。

　　发动机轰鸣，徐焕升驾驶的长机滑动，尖啸声中头一昂斜插云空，僚机跟着起飞。时为子夜23时48分。

　　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是明月当空，不一会儿，月亮钻进了云里，基本上看不见地面，只能靠着仪表上的数据盲飞。

　　5月20日凌晨1时，远征队发回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半小时后，月亮从云层中闪出。徐焕升拉起机头，一跃而居云层之上，眼前骤然一亮，嘱僚机跟上加速飞行。指挥部收到报告：“现在月光中成队飞行，目标明确，一切顺利。”

　　凌晨2时40分，两架战鹰已飞临日本领海上空。这时，海面上出现五艘日本军舰，探照灯齐往天上扫。正巧来了片薄云，徐焕升轻移机翼，如蜻蜓蜿蜒闪逝云端。日军舰船做梦也没想到头顶上的会是中国飞机，还以为是一次未被通知的秘密军事演习，以探照灯略作照射应付了事。

　　陈光斗说，“所幸高射炮没有打我们。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

　　于敌人的迷离不辨中，两架飞机继续东飞，直捣敌国九州。

　　百万传单

　　如雪撒落惊敌胆

　　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长崎上空。

　　灯光点点，徐焕升招呼佟彦博环飞一周，探明情形后发号施令：“目标，街市路灯，投弹。”

　　炸弹仓开启，纸弹接踵被推出机舱，顿时化作万朵“雪花”，纷纷扬扬，悄无声息地落满长崎的大街小巷。

　　陈光斗是通信员，也是负责扔“纸片炸弹”的人，“飞机下面有个洞，没有自动投弹装置，只凭两只手往下丢啊，一扎一扎的传单都是靠手扔的。”

　　长崎居民被飞机声惊醒，已有人发现飘落的传单，长崎日军头目仓皇下令拉响警报，实行紧急灯火管制，探照灯在夜空中乱舞，但为时已晚。

　　两机复排成一线，直上穹苍，按计划向北作大圆弧航行。

　　众城市灯光点点，一片沉寂，徐焕升通知僚机低空高速飞行，乘敌不备，掠过明海、熊本、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每到一个城市，传单纷落如雪。

　　经约一个多小时，百万纸弹散发完毕，战鹰开始改向西行。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仓皇下令拉响警报，全面实行灯火管制，照明弹高挂，探照灯齐开。

　　当年的《新华日报》上，载有徐焕升与佟彦博在飞机上的一段精彩对话。

　　徐焕升：“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彦博：“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焕升：“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彦博：“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

　　慌乱中，日军寻不到目标，又不知中国空军来了多少，根本不敢应战，既未发射高炮，也未升空拦截。两架飞机已不见踪影，脱离了日本领空出海。

　　神鹰凯旋

　　人道远征震世界

　　晨曦初露，祖国沿海城市灯火遥遥在望，八勇士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彼此招手挥巾。

　　经浙东海面时，先是有日机拦截，后又有三门湾口敌舰高炮发射。

　　陈光斗回忆说，日本人派飞机前来拦截，回程很危险。“我们通过无线电通信确定日本飞机位置，才安全躲开。”

　　早上8时许，成功摆脱了日机的围追堵截后，两机分别着陆在南昌和玉山，加油休息后，飞返汉口。捷报先已传至武汉，国人眉飞色舞奔走相告。

　　11时20分，两架飞机安全降落在武汉王家墩机场。

　　当凯旋的战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大街小巷爆竹连天响，万众仰望欢呼。徐焕生等八勇士摘下航帽出现在机舱口时的欢腾胜景，徐蓉兰在照片上、报纸上回味不止一回。

　　据《大公报》记载，飞机场上每个人都快乐地跳了起来，咧开了嘴巴，用帽、用手帕、用小旗、用喉咙，来表示衷心的欢欣和对于这几位劳苦功高的空军将士的敬意。一名英国记者以敬仰的口吻对中国同行说：“徐队长等都是绝对的英雄，假使我是个女的，马上会爱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王明等来到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传单力量胜于炸弹。此次“人道远征”轰动了世界，各国电台、报纸争相报导，予以高度评价。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各大报都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此新闻事件。《申报》称：“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丰子恺还专门创作了漫画《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刊登于《中国的空军》。

　　英美各国揶揄日本防空形同虚设。英国报章说，“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所谓大日本帝国固若金汤的空防，不过贻笑大方而已。”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其投下的是传单而非炸弹，堪称仁义之师。”

　　“人道远征赢得了心理战、舆论战的双重胜利。”瞿骏说，尽管这次被称作“人道远征”的空袭，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同时，振奋了中国将士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也体现出我们泱泱大国先礼后兵的慈悲胸怀。

　　徐焕升领衔人道远征的传奇，在上海人看来倍是亲切而励志，“其精神、业绩永载抗战史册，令我崇明人引以为荣！”陆茂清动情地说。

　　1984年3月4日，拥有传奇人生的徐焕生，逝世于中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