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亲自下到了电讯总台，给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拟发了一份电报，口气十分客气地请胡宗南派人护送一个军统的三人小组，经其辖区进入延安。这三个人将把一个秘密电台带入延安，进行长期潜伏，开展情报传送乃至暗杀任务。可是，经过严密周转后，刚刚把三人小组送进延安，军统就彻底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件事让戴笠觉得有些蹊跷，但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的军统电台内部已经存在着一个共产党的秘密支部!戴笠曾对部下说，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铁骨红颜张露萍  

冉静 江跃华

一、革命圣地的“干一场” 

       早在国共合作伊始，深得蒋介石宠信的戴笠就对下属强调：不要因为报纸上天天宣传国共合作就忘记了我们该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机会来消灭共产党。

张露萍（1921年-1945年）：中共红色特工

       可是，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在回忆录中就有过这样的感慨：“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机关远在延安，接触较难…

 叶剑英与周恩来

      戴笠意识到，进入延安并不是难事，但是光凭散兵游勇难成气候，关键是要在延安把组织发展起来，设立联络电台，进行有计划的情报收集乃至暗杀行动。这其中，电台的建立就十分重要。当时，军统算得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之一。这样一个专业的特务机构，想到延安建立一个秘密电台都屡遭失败。  

17岁穿军装的张露萍（左）

       1939年8月的一天，一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来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直言要求面见周恩来。当他表明军统身份后，现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就是张蔚林，自称是军统电讯总台的工作人员，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中共南方局的军事组不清楚张蔚林的身份，因此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过了两天，张蔚林又来到了周公馆，这次，他竟然带来了军统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军统”的电讯总台是一座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现代通讯中心。“军统”头子戴笠就是通过这里，指挥和控制着分布在海内外的秘密情报组织和数万名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掌握着“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任职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重庆各电台发出的讯号，并控制无线电器材的工作，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之后，为了表示诚意，两个入陆续提供了军统电台内的一些机密情报甚至通讯密码。经过认真考察，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决定亲自介绍他们入党。从那时开始，由军统电台发出的机密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周公馆，甚至穿透笼罩重庆的浓重雾气，直抵陕北延安。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情报传递需要一个中间联络人才能保证更加安全。

        三天后，一个名叫余家英（黎琳）的女孩的到来，让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组长高兴不已，原来，他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情报联络员发愁呢？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延安时期改名余慧琳、黎琳。她出生于1921年5月28日，四川崇庆县今崇州市南街杨公保府。余家英父亲余泽安是一位私塾先生，他富有民族意识，常以岳飞、文天祥、戚继光事迹教育女儿，希望她们长大后做有民族气节的人。1935年秋，余家英由县立女中转到成都建国中学。在校期间，她深受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车崇英影响，并和车崇英与进步同学周玉斌、杨梦萍结为“四姐妹”。其间，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余家英受到教育引导，思想境界不断升华提高。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在车耀先影响下，余家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承担了宣传、组织和交通工作。她参加了“星芒社”等救亡团体，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女学生的身影。余家英不分白天黑夜地为抗日疾呼、为救亡奔走，时而办墙报、刷标语，时而指挥演唱、参加演出抗日话剧……如火如荼抗日活动的洗礼与锤炼，使余家英笃定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产生了奔赴延安的强烈愿望。

       1938年2月，在成都后援会和车耀先的安排下，余家英和十多个热血青年闯过国民党军警关卡的重重阻挠，来到渴望已久的延安。她改名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三个月培训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三大队女队学习。黎琳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努力工作，被选为小组长。每逢学校集会或上大课时，黎琳身着红毛衣，落落大方地指挥大家引吭高歌，潇洒泼辣的神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尤其喜欢指挥《拿起刀枪干一场》，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整齐有力，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

       黎琳在组织的关怀和培育下迅速成长，她写信告诉往日同学：在学习中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非常愉快，我信心满怀。生活上艰苦一点，但艰苦能磨练人的意志。在另一封信中说：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黎琳在家书中附有在延安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身着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腰扎皮带，脚穿草鞋，显露出八路军女战士的飒爽英姿。在照片后面，她写道：“亲爱的伯伯妈妈……你们等待着她凯旋归来时，已经壮大多了！你们的女儿。”

       1938年10月26日，17岁的黎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从抗大毕业后，转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后调往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国内外政治形势、国统区斗争策略及工作方法等，不久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建立了感情并结为革命伴侣。1939年秋，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黎琳毅然接受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派遣，告别了近两年的延安生活，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从成都赴重庆从事秘密工作，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二、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为了自卫，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磨擦斗争策略。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亟待加强情报工作。1939年11月，黎琳由成都到重庆，受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和叶剑英领导，具体联系人为曾希圣和雷英夫。起初，组织上想通过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黎琳姐夫）的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后来，由于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已经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几名秘密党员，急需在他们与周公馆之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黎琳的出现，让叶剑英很高兴，因为她在延安市学过情报专业。黎琳因刚到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她，成为最佳人选。为此，叶剑英等决定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并为她化名“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的身份，担任地下特支书记，深入虎穴，开展秘密斗争。

       南方局交给张露萍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等人；二是与南方局联系，转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张露萍在中共南方局军事组雷英夫的保护下，从长寿登上宜宾开往重庆的客轮上，到达重庆。为了便于工作，张蔚林按照组织指示从军统宿舍搬出，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两间平房。他们三人白天分头工作，一到晚上便在牛角沱秘密接头。“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的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况，被相继送到曾家岩五十号，这样一来，“军统”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便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努力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在军统局内部逐渐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为中共秘密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他们在书记张露萍领导下，团结默契，并肩战斗。张蔚林负责监听内务无线电台的信号，破译重要机密。冯传庆、赵力耕等人掌握着总台的收发报业务。

       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通过张露萍之手，军统的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安全地转移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工作人员。张露萍的情报，更为我党捕获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作出了贡献。1940年1月下旬的一天，张露萍截获的一条密电，电报是发往昆明警备司令部的，里面列出了几乎所有昆明市地下党领导成员的名单，如果他们被捕将意味着中共在昆明的地下工作堡垒瞬间崩塌，张露萍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转交中共南方局。昆明搜捕行动的扑空，让戴笠心里打了一个冷战，如果不是接收电台屡屡走漏风声，那问题就很有可能出在自己电台内部，很快，冯传庆接到电讯处的命令，让他追查其下发是否存在泄密行为。军统内部的大盘查开始了。第二天，张露萍亲自动身到重庆中二路黄家垭口四德里联络站通报这一消息，雷英夫等立即决定，通知各成员暂停一切情况搜集和传送工作，确保自身安全。在将军统新设密码转送周公馆之后，电台小组停止所有地下情报工作，屏住呼吸，等待风浪的平息。

        1940年，戴笠拟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混入陕甘宁边区并给胡宗南发送了绝密电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连夜破译，将电报译出：“弟不日将亲自派遣一精干小组，携小型电台等器材，化装混入陕北共区，长期潜伏于肤施。望兄能设法掩护并鼎力相助。”张露萍迅速把这一绝密情报送至南方局，报告了党中央。这样，戴笠派遣的三人潜伏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即被抓获。一连串的“泄密”事件，让蒋介石极为震怒，斥令戴笠查清惩处。戴笠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军统内部机关特别是机要、电讯部门遂加强了特务督察。在张露萍的反复叮嘱下，大家小心谨慎，中共党支部宛如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利剑，仍旧发挥着作用。

三、狱中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在张露萍利用工作间隙回蓉探望重病的母亲之际，一件意外之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蔚林因为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人员名册、各地电台公布呼号和张露萍写的暗语。军统局随即派人包围电讯总台，由于叛徒安文元的招供、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逮捕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并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重庆，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

       身陷囹圄的张露萍并未慌乱，她利用看守所长毛烈（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小舅子）的弱点，以大洋五十元为贿赂要求他将一张暗语写就的纸条“表姐，姑妈病重，希望你前去照顾她，萍妹”送到中共地下组织驻地四德里，看守所长不明真相便接受了要求。中共地下组织得到张露萍的消息后迅速部署转移，化解了一场危机！事后，戴笠发现毛烈送去的条子有问题，便将其枪决。

       冯传庆从电台逃出跑到周公馆，报告了党支部被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亲自安排他去延安，途中不幸被特务抓获。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大骂戴笠无能。戴笠恼怒万分，判定张露萍是中共联络员，亲自刑讯。戴笠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用钢鞭、烙铁烫、老虎凳、电椅等百般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屈服。

       军统特务软硬兼施，最后使出一条放长线钓大鱼的毒计，假释张露萍，暗中安排便衣特务跟着她从周公馆门前经过，窥测她的动静。机智的张露萍识破阴谋，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经过时，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从而迷惑了敌人，保护了自己同志的安全。特务们一无所获，重新逮捕了她。一个月后，张露萍和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签判死刑缓期执行，囚禁于歌乐山白公馆。次年3月，张露萍和他的战友又被远押到国民党军统的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监狱，张露萍的监号为“253”，与徐林侠（中共党员）、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的幼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关在一室。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深受酷刑，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刚强，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黄彤光后来回忆说，我是1943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看她那样子真不像坐牢的人。我当时身患重病，愁容满面，步履艰难，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安慰说：“你不要那么伤感，丧失信心，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的。他们这帮家伙早晚要垮台，你应当振作起来。”

       息烽集中营主任、国民党少将周养浩以个别谈话为名，对张露萍劝降利诱，进而动手动脚企图侮辱她。盛怒之下，刚烈的张露萍挥手给周养浩两记耳光。这事传遍了集中营。张露萍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教育鼓励了难友。张露萍还托难友带暗语条给张蔚林等同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她在日记中写道：“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

       在狱中，张露萍关心战友和下一代。她得知赵力耕由于受尽折磨，上肢出现瘫痪后，变卖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来医药和营养品。她特别疼爱幼小的宋振中，教识字，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张露萍还将在狱参加劳动所得的一点“补给金”，买了一只肥鸡养着。难友劝她用来滋补身体，她却一直留着生蛋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在狱中出生不久的“狱中之花”孙达孟（孙壶东、徐宝芝夫妇的女儿）。日子久了，孩子们和她的感情也日益深厚，1945年7月，张露萍就义前离开牢房，“小萝卜头”紧紧地抱住她放声大哭。张露萍牺牲后，他几天不吃不睡。

        张露萍等人在狱中同军统特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利用周养浩推行所谓的“狱政改革”机会，在狱中《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撰写诗文，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抒发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她在《七月里的石榴花》写道：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在特定的节日里，集中营组织“修养人”举行文艺演出，以显示其“狱政革新”新气象。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话剧《女谍》、曹禺名剧《日出》演出中，均担任主角。尤其她在《日出》一剧中强烈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连息烽集中营军统人员都夸奖共产党里头大有人才。

四、悲壮的最后时刻

        1945年，戴笠到息烽查监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密杀张露萍等人。7月14日，天刚亮，监狱女看守张家启打开牢房说道：“‘253’，你释放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去重庆开释。”敏感的张露萍已从看守的面色中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她镇静地、缓慢地精心梳头。梳了又梳，一直梳到她认为最满意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头，眼圈红了，强忍悲咽。张露萍低声地问：“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张露萍悲壮地问徐林侠，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呜咽堵塞了徐林侠的喉咙，一串强忍难抑的滚滚泪水，洒落在张露萍的头发上。到行李室，张露萍从小皮箱内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1984年5月10日，张露萍七烈士忠骨迁葬，这枚红宝石戒指是证实张露萍忠骨最为权威的物件），给自己穿戴好。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要在敌人的刑场上，再现她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在颤抖。镇定自若的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牢房门打开了，张露萍将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分送给难友们，并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她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镇定自若地跨出监房，又回过头来对大家微笑了一下，高跟皮鞋踏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在刑车上，张露萍与6个战友们见面了。这是他们被投入息烽集中营4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张露萍突然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战友们也跟着放声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悲壮激越的歌声，响彻息烽群山。刑车开到离县城3公里处，拐弯开往团圆山东侧快活岭一座军统被服仓库的大门前。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装被服去重庆。张露萍和战友们踏上仓库门前的石级，她坦然地走在前面，6名战友整齐地跟在她的后面。突然，罪恶的枪声响了，张露萍身后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转过身来，巍然屹立在石级上，怒视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张露萍凛然的一声怒斥，刽子手惊恐万状，从石级上倒退下来。张露萍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特务队长荣为箴拨出手枪匆忙中举枪乱射，张露萍身中6弹，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紧咬辫梢，满怀仇恨地倒在血泊之中。那一年，她24岁。张露萍以她年轻的生命，实现了她在《七月里的石榴花》诗中的誓言。

       当晚，难友李任夫（原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将军的秘书）用一块小牛角片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悼念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铭记着这个悲壮的日子。

        后来虎口余生的难友孙福东为了缅怀张露萍烈士的英勇事迹，作诗一首云：

壮志未成人已终，

桃花马上一英雄。

阳朗入夜鬼声起，

怨气何时去蜀中。

五、烈士英名重放光华

       由于我方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名字，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连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不知道张露萍7人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军统电台案”的资料，烈士名单里找不着他们的英名。西南军政委员会烈士资格审查委托员会认为属“军统电台案”决定“不提名”。

       1962年，沈醉（曾经在国民党军统工作过）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这本书，其中揭示了张露萍和其他6名中共特工如何在戴笠军统电台内部开展的秘密工作。发现他们7人牺牲在贵州息烽县的快活岭这一事件属实。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峰集中营秘密党支部委员，非常了解张露萍等人的事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子栋到贵阳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处副书记，一到贵阳，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张露萍等七烈十墓前，祭扫，看到烈士墓前杂草丛生，韩子栋便出钱请当地老乡重新砌坟。

       1980年春，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后，尽管不了解张露萍等人被捕前的具体情况，但对张露萍等人在狱中的表现非常清楚，特意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在中央指示下，四川省委组织部审查小组历时一年多，走了两万多里，穿越了12个省，市，共走访了一百多位相关人员，审阅了大量敌人情报文件，最后查明了张露萍确实是被中共安排从延安潜伏到重庆国民党军统内部，并确认余家英，黎琳等化名，都是张露萍一人在不同的潜伏时期用的化名。

叶剑英

组织部还走访了叶剑英，叶剑英证实：

"我记得张露萍同志的绰号是‘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安插在重庆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在重庆的伟大事迹是中共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她是烈士，我必须称赞她并向她学习，她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叶剑英、雷英夫也提供证明材料。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叶帅听后很激动，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军统电台案”真相大白。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革命烈士。1983年11月27日，在烈士殉难纪念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烈士的名字。1984年10月，中共息烽县委、息烽县人民政府将张露萍等同志的忠骨从牺牲地迁葬到快活岭新建陵墓，立碑以志。1985年底，中共崇庆县委、崇庆县人民政府在县城罨画池畔，为张露萍建造一座高7.2米的汉白玉雕像，并立碑介绍其生平。

1985年清明“张露萍七烈士纪念碑”正式落成，87岁的原交通部长李清特地从北京赶到息峰，来赴46年后的重逢。坐着轮椅，李清被众人抬到纪念碑前，老人颤抖着双脚坚持自己站起来，与夫人赵若兰一起，在纪念碑前为张露萍献上花篮，他在敬献花篮素绢上写有一首挽诗“苍山埋忠骨，正气撼山川，梦随孤坟绕，犹如延水边。”

她的好同学车崇英同志得知她壮烈牺牲，感慨万分，特写诗吊唁：

硕卿生命虽短暂，为国为民身躯捐。

从容就义气如虹，妇女楷模英烈颂。

韩子栋为张露萍墓题写了碑文：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肝胆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这是对张露萍短暂一生最恰当的记述。

撰文：江跃华 冉静

编审：刘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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