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升

本文的接力，不是运动场上掌声雷 动的体育竞技，而是血雨腥风的征途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赴后继——

（井冈山上映山红）

在满山开遍映山红的井冈山麓，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有一支部队临危受命，承担了为中央红军“探路、调敌”的重任，率先拉开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这就是红六军团。

在红六军团序列中，有一支英雄团队——十八师五十二团，在枪林弹雨的征战中，两任团长先后壮烈牺牲，两次因战斗减员几乎殆尽而撤消建制……

  在杜鹃花四处绽放的乌蒙山麓，有一支在全国全面抗战前，在长江以南率先打出抗日救国旗号的队伍——贵州抗日救国军。

 （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

它诞生在红二、六军团创建“黔大毕”根据地时期的1936年2月。为宣传和彰显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统政策，中共川滇黔省委决定以贵州省工委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组建为根据地地方部队，有机配合主力红军的外线作战和根据地创建。由任弼时同志命名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时，任命原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军政府总理周素园先生任司令，顿时让各阶层、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主张，变为了现实样版。

贵州抗日救国军列编为三个支队，其建制序列是——司令:周素园；参谋长:邓止戈；第一支队，支队长:席大明、政委:李光清(六军团民运部部长)；第二支队，支队长:周质夫、政委:廖明(六军团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支队，支队长:阮俊臣，政委:欧阳崇庭(原瑞金苏区供销合作总社社长、六军团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每个支队人数达千余人，且武器装备充足。当红二、六军团撤离“黔大毕”根据地时，笫一、第三支队留在了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第二支队在支队长周质夫率领下，随主力进入乌蒙山深处。在转战乌蒙山的烽火硝烟中，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在云南边境一个名叫奎香的小镇上，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庄严地接过了五十二团那面饱经鲜血浸染，弹孔斑斑的红旗，整体改编为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一千多毕节儿女，完整地充实了这个英雄团队的建制。扛起五十二团的战旗，跨上了长征征途，实现了井冈与乌蒙山的红色接力。

 （乌蒙杜鹃）

红六军团的“湘江之战”

旧州（黄平县）古镇东门的天主教堂里，法式风格的窗户破旧而粘满灰尘。昏暗的马灯下，萧克在传教士薄复礼翻译出中文的那张宝贵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后改红二军团）会合的大致位置，直线距离才一天多路程。但他圆圆的脸上那道英俊的剑眉紧皱着，下不了从这条路线出发的决心。从井冈山走来，经验告诉他，那并不是坦途，国民党重兵，也许正设下了重重堵截。思考良久，他在地图上又虚点出一条路线，暂时放弃直接向北的捷径，转而迂回向西，渡过水流湍急的乌江，以乌江为身后阻敌屏障，再向红三军活动的区域靠近。

红六军团辗转到达瓮安县猴场乌江岸边，正待造择过江渡口时，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却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六军团遵中革军委指示掉头转向东北方向石阡，拟向石阡接近江口。这一条行动路线，和萧克几天前考虑过的路线相吻合，按“中革军委桂敌已向南开动”的情报，不渡乌红确实既安全又捷径。

但是，敌情却和电报内容大相径庭。敌人不但没有向南开进，反而是在国民党中央军 、黔军、桂军和湘军在镇远军事会议上，准确地判断出：红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势必要通过石阡县城东北大山重中山道，过小镇甘溪。于是制定出了在石阡甘溪合围红六军团的计划。

红六军团遵照中革军委指令，从乌江岸边掉头返回，经石阡接近印江。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进入大山夹峙中的甘溪小镇，拟暂时歇息后再上路。停留中炊事班开始生火做饭，大部分红军战士坐在路边休息。后面红六军团的大队人马，也在十几里长的山路两旁休息。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密集的枪炮声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强悍的桂军19师，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包围圈。他们早就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山头，在山头阵地设置了机枪和迫击炮阵地。六军团到达甘溪时，敌人正在山头间运动。积集完毕瞬间发起了袭击，巳相信敌人南移，毫无战斗状态的红六军团顿时被截为三段。在仓促的反击中，各部自发地英勇迎敌。

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红49和51团团机关，以及一个机枪连共600多人，首先撕裂敌人的阵地向东面冲出了包围圈，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经过近六小时惨烈的血战，在太阳落山之际，任弼时、萧克率红六军团残存主力近3000人，突出包围后，隐蔽进武陵山脉的密林之中，朝镇远方向转移；在红六军团主力脱离战场时，红五十团却被敌军截断后路，又陷入了桂敌的重围。全团剩余战士在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的率领下，经过一场殊死的拼搏，最终突出重围，也向镇远方向寻找主力。

（甘溪战役烈士纪纪念碑）

这场渗烈悲壮的甘溪血战，犹如后来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红六军团人马损失巨大。9000余人的一支强劲之旅，在半月后的1934年10月23日，和红三军（后红二军团）在铜仁印江黄木会师时，全体指战员计3000余人。

红六军团血战突围，冲出了甘溪，但艰险激烈的战斗尚未绪束……

悲壮的的后卫师

甘溪血战突围后，红六军团并未彻底摆脱湘、黔、桂三省敌人约二十个团的包围。在红六军团北面，是湘军李觉率领的五个团；东面是廖磊桂军十九师；南面是桂军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纵队和黔军一部八个团；西面在乌江对岸是侯之担五个团。穿插在深山密林中的红六军团，只能在隐蔽中与敌周旋，尽可能地寻找敌人包围的间隙冲出。

在这段最艰险黑暗的日子，红六军团几乎每天都遭遇激烈的战斗。八日，红六军团在红庙，击溃桂军十九师的追击后，又在石、镇大道间遇敌阻击；因无法穿越封锁线，激战后摆脱敌人到达黑冲。为了免遭敌人袭击，军团指战员只得又拖着疲惫、饥饿的身躯，离开大道，钻进了深山密林之中。后来，红六军团只得选择在一堵悬崖上利用绳索吊下绝壁，十一日到达紫金关。

但是，红六军团前方施秉一线地区，尚有敌重兵防守。在一间破旧而无人的房屋内，军团领导召开了简短而干脆的会议。决定转向南面突围，经马溪，走马坪到河内渡，拟争取西渡乌江。但到达乌江边上后，又发现黔军在对岸重兵设防，难以强渡，于是又折向东，往瓮溪司前进，十五日到达朱家坝。准备经板桥渡过石阡河，前往印江方向。

当前卫十八师直和五十二团到达板桥附近时，又遇湘敌堵击。十六日，军团决定前卫改后卫，主力转向白沙、甘溪方向转移。因为敌人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十天前无数战士牺牲的地方，红六军团会再返遭受重创之地。

绝地突围，向死而生。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在武陵山脉中打响；生命和鲜血，又一次书写着红军的苦难与辉煌！

当红六军团主力进到龙塘、关口一带时，又遭遇湘军五十五旅、三十二旅及黔军一部的堵截，红六军团拼命将敌暂时击溃后，部队向甘溪迅速转移。急进中发现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直属队和五十二团，与军团主力失去了联络。

49年后的1983年4月23日，重访甘溪的中国海军副司令员令、甘溪战斗中的先锋营长周仁杰中将回忆道——

十七日早晨，雾气蒙蒙，我们行进到核桃湾时，后卫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遭到了由板桥、石阡来的黔军袭击。这天我们四十九团行进在五十二团前面，总看不到五十二团跟上来。此时，萧克军团长来到我团，命令我率一个营就地占领阵地，接应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他同时派出侦察班去寻找，又让司号员用号调。萧克军团长等了很久，仍弄不清他们的下′落，只好先回军团部去了。他走后不久，侦察班的同志回来了，报告没有联络上。我们又等了一会，见军团大部队走远了，仍没有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率队追赶大部队去了。行进路上，两旁山上的地主武装，不断地朝我们打冷枪。从此，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再也没有回来。

十八师直和五十二团到底遭遇了什么？周仁杰将军当时还真不知道。

在红六军团主力撤走后，红十八师果断承担起后卫任务，师直机关和五十二团800余战士，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率领下，简单构筑阵地，阻击和吸引了大批敌人，他们与十倍以上的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双方激战一天，龙云见军团主力已走远，便率领全团在敌人的前线阵地杀出一条血路，沿主力南撤路线追赶。然而刚突围不久，去路已被增援的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拦堵，一场殊死的拼博后，红十八师直和五十二团终于再次冲出重围。

站在荒野小路旁望着急速撤退的战士，再观察后面追赶的敌人，龙云判断追兵至少二个团的兵力。不行，不能向主力行进的方向前进，得把敌兵引开！龙云下了决心，为迷惑敌军，不让敌人知道主力撤退路线，他果断下令改走西面道路，向死而生，把牵引湘黔敌人的重担，担上了肩头。后面，湘军和当地民团数千人紧追不舍，前面黔军近万人则抄小路，赶到红五十二团前面拦截。

此时，红五十二团的800多人只剩下400余人。龙云带领战士们在深山穿行，来到了困牛山，准备向南前进，追赶军团主力。　

  困牛山位于思南县与石阡县交界处，地形险恶。大山余脉在高山环绕间拖下一座山头，三面临河，两面悬崖绝壁，峡谷深涧。当地人说，牛到这儿也会时常迷路，故而得名“困牛山”。

十八师直和五十二团因敌情紧急，地形不熟，边战边退中进入了绝地。敌军先期占领了困牛山四周的高山，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十八师直和五十二团，据险与敌进行了两天的激战，红军多次打退湘军、黔军及石阡、思南两县民团的进攻。

见难以攻下红军，敌人只得下流地胁迫不少当地百姓挡在前面，朝山上的红军进攻。红军怕误伤老乡，只好且战且退往山上撤。最后，龙云决定由团长田海清率领200多名战士断后掩护，他率200多名战士沿着悬崖裂缝，像山猴一样，紧贴岩壁，手抓草藤，从山上下到崖底，顺着河谷突围。　

山上，田海清率战士们奋勇阻击，在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团长牺牲，弹尽粮绝。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红军战士经过短暂商议，抱定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的决心，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畏畏缩缩的百姓，战士们的目光投向了树木掩映的河谷深渊……

眼看着红军没有子弹，敌人端着机枪叫嚣着“投降吧，饶你们的命”，“赶紧投降，有好吃好喝。”然而，让他们做梦也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个红军战士纷纷砸碎枪支，义无反顾地跃下70余米高的悬崖。

残阳如血，松涛悲鸣。跳崖的170余名战士中，只有10余人被刺蓬阻挡幸存，为当地百姓所救，来不及跳崖的几名伤员惨遭杀害。

龙云率近200战士从困牛山突围后，一直在深山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的下落。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来到了岑巩县境内的冠壁山。拂晓时分，几百民团悄悄摸上山，被红军哨兵发现，一个团丁用梭镖将红军哨兵刺伤，民团大队随即向红军营地冲去，龙云立即指挥战士进行抵抗。由于红军连续多日征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加上子弹也打光了，只好和民团进行血腥的白刃格斗。无奈体力不支，许多战士倒在民团的枪刺下。几小时的战斗之后，一部分红军战士在拼杀中牺牲，大部分战士因受伤被民团俘获，残忍的民团竟将他们杀害。

龙云独自一人冲出了包围圈，在深山丛林中经过一天多的跋涉又被发现，与敌博击时大腿被刺伤后遭敌抓获。

敌人将龙云押至贵阳，王家烈（时任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为了向湖南军阀何键邀功，特地将龙云押往湖南长沙。后惨遭敌人杀害。2016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追认龙云为烈士。

10月24日，六军团和红三军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红十八师建制撤消，当然也没有了五十二团。他们的英雄壮，被《中共党史人物传》、《红二方面军战史》、《长征大事典》等所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悼念困牛山烈士)

浴火重生竖战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占领湖南大庸县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大庸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6日，根据地重要机关迁址龙山县茨岩塘，这里遂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心。随着不断取得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红六军团以红四十九团第二营为基础组建红五十三团，并把永保县、郭亮县独立团扩编成红五十二团、五十四团。在永顺县城成立了以张振坤为师长，晏福生为政委，马赤为参谋长，李信为政治部主任的新的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浴火重生，红十八师恢复了战火中损失的建制。

 （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永顺心卧塔）

国民党当局岂能容忍这块长江中游红色区域的存在？他们调集重兵开始了新一轮的围剿。1935年11月初，湘鄂川黔省委、中革军分委决定：红二、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围攻，转向湘黔边。10日，命令红十八师留守茨岩塘，策应主力红军突围转战。

突围前夕，红六军团新组建红十六师，把红十八师第五十二、五十四团划归红十六师，改编成四十六、四十七团。红十八师仅剩红五十三团1500人。随后将独立团和游击队700余人改编为红五十二团，加上省直、师直机关、野战医院，共有4000余人。

这只钢铁之师再次承担起策应主力转移的重担。

 （湘鄂川黔根据地纪念碑）

留在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的前夜即向西南方向行动，以自我牺牲吸引了湖南敌军。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威逼龙山、来风，牵制湖北敌军。

被敌人十多个团围困于龙山岩塘地区的红十人师指战员，终日浴血奋战，1935年11月25日杀出重围。似转移桑植的苦竹林、鹿耳口地区。但又遭孙仲连第26路军六个多旅的围攻，奋战两昼夜，再次突出包围圈，转移至湖南省龙山县招头寨。

12月2日，连续鏖战的红十八师，又与敌拼博了十多个小时。在血与火的激战中，师参谋长刘风、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先后牺牲。部队在3日脱离战斗后，红十八师只剩下了八百余人，师领导根据军分委的指示，放弃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向湘黔边转移。23日，为便于战斗，将战斗严重减员的第五十二团和省委警卫连合并为一个营，撤销了第五十二团的番号。红十八师在坚守根据地的25天中，辗战鄂西、川东、黔东，终于突出敌人的反复围追堵截，于1936年1月9日，在江口磨湾与主力会合，剩下的600余人缩编为红五十三团。

乌蒙山中接战旗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开展了长江以南最后一块根据地——川滇黔边苏区的创建。

红十八师在兵力严重减员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保卫根据地东大门，扼守鸭池河天险的任务。其后，又撤退至大方。配合十七师取得将军山阻击战胜利之后，再坚持了七天之久的阻敌任务，为主力部队和川滇黔眚委、省革委等首脑机关从容撤离毕节赢得了时间间。

一九三六年二月底， 随着国民党军六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向根据地逐步推进，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保存有机力量，撤离毕节，转向黔中地区发展。因军情紧急，无法联系派出执行任务的贵州抗日救国军一、三支队，只得客观上留下他们坚持根据地武装斗争。

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后，在敌六个纵队的前后左右围堵下，灵活地从前进路上的西北角跳出重围，进入乌蒙山腹地的云南彝良奎香一带。在艰苦卓绝的乌蒙山回旋战开展的空隙，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充实六军团战斗力，决定将随队转战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整体改编为有番号而无编制的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新编五十二团由贺立保任团长，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人员达一千二百余人，且配有步枪八百五十支，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当时算得是一支装备齐全，人员足编，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乌蒙山深处彝良奎乡）

改编仪式简单而庄严。当邓止戈接过红十八师五十二团那面弹孔累累，鲜血浸染，饱熏硝烟与战火燎烧过的战旗时，贵州抗日救国军不仅接力了红五十二团曾经的光荣战史，未来的血路征程，而且在前赴后继中赓续了井冈山和乌蒙山的革命接力，谱写了长征途中地方游击队扩充红军主力的第一先例。

从此，那面战旗飞扬在乌蒙山回旋战的重山峻岭间，影现于虎头山拼杀的战火里，猎猎于雪山之巅，跌宕在草地旷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六军团改改编为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贺龙率领下，东渡黄河，投入了雁门关、忻口等战役打伤敌人500多名。10月18日，在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同志指挥下，一二〇师继续打击敌人。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阳明堡一带截击敌运输车25辆，歼敌20余人。七一五团在团长王尚荣带领下，在忻口的北岗上村消灭敌人一个骑兵中队。参加百团大战后，1941年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三五九旅转战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出了千古传唱的“陕北江南”。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王震率领下挺进新疆，垦边戍边。

今天，石河子农八师的史册上，有不少黔籍老红军名单。他们大多是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的老战士。

插图部分来源于铜仁网；参考书目:《邓止戈回忆笔计》、《中共党史人物传》、《红二方面军战史》、《长征大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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