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1日，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第二次来到修文。红军第二、第四军团侦察队和4师10团，经干坝、长冲、平寨、平滩、蓑衣塘等地，来到猫跳河边的荒田一带。

红军侦察先头部队经过周家宅，到达索桥边。据明代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兼五省总督朱燮元《督黔善后事宜疏》中有“在小索桥设哨”的记载，证明索桥村索桥，在明代就已存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当地人在此树功德碑记载，索桥历为修文、清镇两县群众往来之捷径。

红军到达岸边，正值冬末春初，河畔寒风阵阵，波浪翻滚的猫跳河，拦住了去路，能够渡河的只有一条竹索，索子每次只能溜过一人。

红军先头部队的尖刀班，化妆成国民党的部队，往河对岸的守军喊话：“弟兄们，我们是修文保安团的，有要紧事，要去清镇卫城公干.......”对面守军不知真假，一听有紧急公事，就把化了妆的红军拉了过去，才拉得两人到达彼岸，“不准动，举起手来，我们是中央红军！”对岸胆小的两个守军瞬间傻眼，为了保命，乖乖把枪缴了；中央红军就轻松地控制了索桥渡口。

是时，中央红军大部队已经到达索桥一带集结，整个队伍有1.7万多人；而索桥每次只能渡过去一个人。尽管此时红军领导已经动员石三娘一家，用木船和灌斗渡人，但每次也只能渡过去20来人，一万多红军大部队要快速通过，必须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在合适的地方搭桥。

经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联合勘察，发现猫跳河的索桥上游百余米处河段，中间有一块巨石，不知道有多深，长宽各有数米；水流量小的时候，石头会露在水面上，人们叫它大桥石壁。红军首长听到消息，立即赶到现场，经反复考察、论证，认为可靠，便决定在大桥石壁这个地方，架便桥让大部队快速通过。

之后，在红军干部的宣传动员下，索桥当地许多群众与红军战士一起，开始架“同心便桥”。因建桥缺乏木料，贫农周正阳将自己准备用于修房的三丈多楼板贡献出来，佃农杨玉清拆下自家的两扇大门，杨正清，薛永华等群众也把家中的门板和零星木板贡献出来，送往修桥处。

木板不够，大家商量伐木砍树；薛永华家有三蓬钓鱼竹，距建桥处仅几十米，他无偿献出，将上千株竹杆砍下来，送到修桥处。用竹篦条捆住砍下的树干和木板，绑扎结实；因河中间有大桥石堡，架桥时就有了一个天然的桥墩，使得架桥难度大大降低。

由于红军战士架桥积极主动，两岸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军民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只半天功夫，就在猫跳河上搭起了一座2米宽，40多米长的便桥。

“同心便桥”的建成，有效的保障了集结在荒田、索桥一带的二、六军团一万多部队，在两天两夜的时间内顺利渡河，直奔清镇县镇西卫（今卫城镇），打开了进军黔大毕地区的门户，为创建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2年，经省、地有关部门考察认定，谷堡乌栗索桥被确定公布为：贵州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大部队渡河走后，当地群众便改称大桥石壁为“砥柱石”，意为“中流砥柱”。在架桥行动中表现突出的薛永华、周正阳、杨正清、杨玉清、薛永贤、薛永昌、王永发、王永福等男性村民和薛付氏、周陈氏、薛徐氏等大娘，就被誉为“八大公架桥、五大娘造饭！”

中央红军走了80多年，日夜奔腾的猫跳河水，不停地冲刷着“砥柱石”，但它却坚挺屹立在河中央，任凭风吹浪打，仍是岿然不动；“八大公架桥、五大娘造饭”的红色故事，在猫跳河畔的索桥一带，有口皆碑，代代相传。(江跃华)

责编：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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