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腊月下旬，贵州东部，从玉屏县到三穗县的湘黔公路上，阴沉的天空笼罩着四野，一支近五百人的队伍缓缓向三穗方向移动。这是一支国民党从各抗日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兵队伍，来自不同的部队，这支伤兵队伍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第四临时教养院”四、五、六中队，隶属于国民党军政部。他们带着少量枪支弹药，面色苍黄，精神萎靡，衣衫不整。虽然时值春节前夕，但兵荒马乱，四野凄凉。寒风萧索中，一行队伍格外悲壮。

他们要到贵州三穗去。

抗战有功，如鱼似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国民政府为保卫大武汉，阻止日寇南下，积极谋划和准备武汉会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为解决从附近抗日战场退下来的重伤员安置问题，国民党中央军委在武汉汉口成立“第四残废院”，设5个中队，院长是赵集成，原为某部中校营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开始，武汉会战打响。同年九月，“第四残废院”奉命迁移到湖南的石门。同年十月，日寇占领武汉。“第四残废院”接收的伤员猛增，上面又增派了两个中队，共7个中队，并将“第四残废院”改称“第四临时教养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年底，“第四临时教养院”奉命转入贵州大后方，到贵州玉屏县后兵分两路：一、二、三、七中队和院部驻镇远；四、五、六中队驻三穗。

经过艰难的行军，四、五、六中队终于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腊月底到达三穂城关。春节后几天，3个中队移驻三穗长吉，其番号为“国民党军政部第四临时教养院长吉分院”（下称“长吉分院”）。

三穗县长吉乡地处三穗县中部，集镇距县城约15公里，地处湘黔边境，素有三穗“鱼米之乡”的美称。在长吉，“长吉分院”的四中队住曾家祠堂（现遗址仍在），中队长宋万春（河南人，少校）；五中队住湖南会馆（现长吉镇政府所在地），中队长宋三胜（河北人，上尉，后升少校）；六中队住邹家祠堂（现长吉小学所在地）和长吉街上—部分，中队长于福海（东北人，上尉）。虽说长吉是分院，但未设分院长，上级指定宋三胜负责。后来伤兵常闹事，院部又派训育主任郭华棠（中校）来加强领导。分院部有两名医官：杨喜明（上尉）和于德顺（中尉），全分院伤员和工作人员近五百人。

“长吉分院”这些伤兵在抗日战场都是热血男儿，一开始当地政府和百姓见了伤兵们都很敬佩、感激，附近乡绅主动组织起来捐钱捐物，杀猪宰羊送给他们，以示感激；百姓也觉得他们是抗战英雄，遂自发组织，义务为他们服务，非常热情。

军民相互熟悉后，百姓们有空就和伤兵们聊天，听他们讲战场杀敌的英雄壮举，在外面走南闯北的奇闻异事。伤兵部队的医官们也主动为百姓看病，他们有当时市面上很少能买到的西药，效果很好，医官的医疗技术又很高明，特别是对腹痛、痢疾、中暑等症。长吉一小孩，一开始不知得什么怪病，面黄肌瘦，经常呕吐，其父母用草药医治，效果不好，当地人讲究“神药两医”，见草药无效后遂求神问卜，经迷师婆（神婆）烧蛋后，说是失落魂魄在长吉十字路口了，只需要去十字路口将其魂魄喊回家即可。其父母以法施之，深夜去长吉十字路口喊魂回家，一人手持煤油灯喊其姓名，叫其跟随父母、灯光回家，一人则在不远处回应，夜深人静，声音更显阴森。这样连喊七天，外地伤兵哪见过这种神秘治病方式，听说后都啧啧称奇，都等着看效果。谁料喊魂后，小孩的病症日益加重。医官赶紧和地方保长联系，到其家帮助诊治，小孩逐渐好转。小孩父母宰杀一头大肥猪送给他们以示感激。不仅如此，医官看到长吉的医疗技术落后，还主动收徒授艺，结合民间草医，传授了很多简单易学的医疗方法，如跌倒损伤、蛇虫叮咬，头疼脑热等。

伤兵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很多都有一技之长，也很勤劳，痊愈后有的也为百姓帮忙，如剃头理发、修理农具、编筛织网等。长吉老街一甘姓村民家临街而居，女主人是个姓唐的老太太，其夫早逝，她一人支撑着全家，为维持生计，她在门口炸油炸粑、打豆腐卖。据唐老太的孙子甘召元老人（1933年出生）回忆，一个叫马永久的伤兵班长经常来买油炸粑吃，渐渐熟悉后，甘家都不收钱，马永久就经常来帮忙推磨磨米浆、豆浆，搬柴等，甘家推辞不过，经常留他吃饭，有什么好吃的也给他留着，马永久和甘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后来伤兵队伍搬迁至镇远后，马永久还来看望过甘家。

有的伤兵手巧，逢年过节还编扎各式花灯参加百姓活动，如龙灯、龙船、八仙过海、白蛇传等，还有的伤兵是文艺兵，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长吉人口相对集中，500名伤兵的到来，给长吉人带来更多商机的同时，伤兵们也看到了商机，一些伤残程度较轻的伤兵在长吉街上做起了小生意，主要以卖饮食为主。据甘召元老人回忆，他家的房屋就曾租给几个伤兵做生意，主要是炸油条、做烧饼卖。他们做生意也很大方，遇到买不起的小孩，就送给孩子吃。

一时间军民关系融洽，鱼水情深。

祸害百姓，如鱼失水

遗憾的是，“第四临时教养院”虽然指定五中队队长宋三胜负责长吉分院工作，但还是难以统一严格管理。伤兵们大多文化不高，很多是文盲，有的当兵就是为混口军粮解决饿肚皮的事，大多抱着当兵死了就算，活下来就要享福的想法。初到长吉的那段时间，很是享受政府、百姓对他们的尊敬、爱戴，时间一长逐渐滋生居功自傲心理，兵痞习性逐渐暴露出来，慢慢的发展到目无军纪国法，为所欲为。

百姓们的帮助本来是义务、自觉行为，后来变成伤兵们开始强行要求百姓帮忙，对老百姓的东西有时还强买强要，戏耍百姓。赶场天，有住邹家祠堂的伤兵上街买柴，邹家祠堂离卖柴之地仅一河之隔，河水不大，架有木桥，走路仅有三至五分钟的路程，但是买柴的伤兵为了取乐，却引着卖柴的百姓挑着一大挑柴，绕一大圈路挑到邹家祠堂去，足足要20多分钟，看着百姓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几个伤兵却哈哈大笑。有的先谈好价钱，百姓气喘吁吁地挑到目的地后，伤兵却又变卦要少付钱，不卖就要百姓自己又挑回去，看到有的百姓不愿卖无可奈何挑柴回去，一伙伤兵又哈哈大笑。

伤兵们因为津贴较高，开始在内部偷偷赌钱打牌，后来与当地赌棍混在一起，联合欺负当地一些好赌之人，输打赢要，弄得一些家庭因赌败落；有的在路上看见鸡鸭直接抓了就走；有的自恃有枪，甚至偷偷参与抢劫；有的偷偷和当地妇女混成野鸳鸯，破坏百姓家庭。面对伤兵们的种种行为，“第四临时教养院”当官的也管不了，当地政府也不敢管

渐渐的，伤兵们的行为也引起部分胆大百姓的反抗。一次，一个伤兵和当地妇女混成野鸳鸯后，回去和其他伤兵们大肆炫耀，听说这个妇女有几分姿色，在其他伤兵的撺掇下，这个伤兵丧尽天良，竟然收了几个伤兵的钱后，将妇女约出来，供其他几个伤兵强行侮辱。得知伤兵的暴行后，几个胆大的村民遂商量为妇女报仇，由被辱妇女再次引出两个伤兵，在长吉街头磨子坪一苕窖内，将两个伤兵杀死，直接埋在苕窖内。

有一次，两个伤兵逛到长吉塘洞，莫名失踪，据说也是被愤怒的村民偷偷杀了埋掉。经历了几次伤兵被打杀事件后，部分行为不端的伤兵两三个人都不再出门，即使出去也就在街上转转，再也不敢单独下村入寨，但是欺压百姓的本质并没改变，甚至变成团伙直接持枪持刀欺压百姓。部分伤兵和当地百姓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军民关系更加对立，百姓的对抗以长吉“同善社”的对抗最为明显。

同善社创于明清，发展高峰于民国，当时多系修身养性的宗教迷信组织，后来夹杂政治因素，为我国民国时期第二大会道门组织。三穗县同善社大约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展迅猛，社员多为贫苦百姓，从1935年的500多人〈据同善社《八德白话问答》捐献人数统计〉到1942年增加到3000余人。三穗同善社还发展了长吉、瓦寨、雪洞、新场4所分社，长吉同善社善堂是一栋木质楼房，高四层，为走马转角楼，很气派，直到2000年左右才拆除（现为长吉粮站所在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7月，湘黔边界，同善社“天恩”吴宗尧（湖南省新晃县人，曾联络乡里子弟参加北伐军王天培第十军,被任命为新兵团团长，北伐胜利后，解甲回原籍）喊出“抗兵、抗粮，推翻国民党政府”口号，在湘黔边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暴斗争，史称“黔东事变”，历时一年，苗、侗等各族百姓2万余人参加，涉及到湘黔边界洪江、三穗等20余县。

惨痛反抗 血泪收场

“长吉分院”少部分伤兵的种种恶行，彻底触怒当地百姓，有些被欺负的百姓就是长吉、雪洞、瓦寨“同善社”的“众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同善社”的头目自然不能不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在“黔东事变”的大背景下，长吉“同善社”的头目和吴宗尧取得联系，吴部当时在三穗县雪洞一带活动，距长吉仅仅15公里，吴决定袭击临教院。

袭击当晚，吴宗尧组织队伍手持各式武器，步枪、手枪不多，大多是土枪、长矛、大刀，兵分三路进入悄悄进入长吉。凌晨两三点，三路人马进入长吉后分别袭击三个中队驻地，并告知百姓不要慌乱，不要出门。伤兵们威作福惯了，根本没想到百姓会反抗他们，吴部迅速把他们全部控制住了，并捉住了二十多个时常闹事的伤兵，捆到长吉河坝上（今长吉镇政府后面往贵秧河上边约100米处），把大部分伤兵控制在驻地，把少部分伤兵赶到河坝边控制住，准备天亮后枪杀那二十多个伤兵示众，以威慑其余伤兵。

接到区政府急报后，县政府火速派出保警队援救。天刚微亮，援兵已经赶到长吉，兵分两路，一路从长吉塘洞坝进入长吉，一路从贵秧走机寨进入长吉，对吴部形成钳夹之势。为形成震慑，人未到，先开枪，各种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枪声拍簸箕似的响起。吴部虽然人多，毕竟没见过大阵势，见到保警部队来了，又全是好武器，都慌作一团。从长吉塘洞坝过来的保警部队一路河坝打过来，吴部急忙撤退，因天未大亮，有两人慌不择路竟然跨过河想从对面撤走，大雾中在一个弯道处竟迎面撞上了保警部队。狭路相逢，为活命，走在前面的暴动人员没有枪，手持一米多长的砍牛刀，迎面就朝第一个保警兵狠命砍去，报警兵急忙挥枪抵挡。暴动人员势大力沉，拼命一刀，竟将保警兵枪管砍成两截，枪管被砍断前一秒，保警兵情急慌乱之下也扣动了扳机，因路面狭窄，吴部两人前后紧挨着，一声枪响，保警兵惊慌之下居然一枪穿了他们两个。吴部一名暴动人员慌乱中，躲在河对面邹家碾房下的磨盘下，后来被保警兵搜出打死。

此战，吴部当场被击毙十一人，伤二人，对伤兵的一场流血事件得以幸免。事后有人认出，吴部死者中就有曾经被伤兵欺负的卖柴的百姓。此战后，伤兵们收敛了不少。随着“黔东事变”的进一步发展，长吉、雪洞一带已成暴动的次核心区，考虑到伤兵的安全，不久，国民党政府把长吉临教分院迁驻镇远县。迁走时，极少数伤兵还偷偷拐走了一些家庭妇女，这让长吉百姓多年后仍然痛恨少数道德败坏的伤兵，但是对大多数伤兵和医官，百姓还是从心底里敬佩和感激，至今，长吉街上的一些民间草医技艺还是医官处所传下来。在镇远，第四临教院的伤兵除了少部分抽到铜仁开荒外，大部分一直驻扎到解放后，有的由人民政府遣散回原藉，有的在当地成家。

“国民党军政部第四临时教养院长吉分院”在长吉驻扎了4年，500名官兵，4年时间，让长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在抗战的特殊岁月中留下小小的一笔，这既是抗战期间后方伤残军人的生活缩影，也是贵州后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缩影。4年间，军民关系从“如鱼似水”到“如鱼失水”，任何时候，为民谋利者则百姓爱戴，祸害百姓者，不管你曾经如何有功，百姓终将容不下你。（作者：甘典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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