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淮泗流域属于文献记载中东夷核心区域，东周时期既有鲁、滕等周人国家，又有众多夷人国家。通过对该地区东周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分析，可以看出该地区既有独特的东夷文化特征，又兼容了周人文化特点。春秋中晚期以来吴、越、楚、齐等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使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特点。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构成也反映了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力量消长。

关键词：淮泗流域；青铜器；国属；文化因素

本文所说的淮泗流域，特指淮河下游支流泗水、沂水、沭水等水系所覆盖的区域。这些河流发源于泰沂山脉，向南注入淮河，故总称淮泗流域。地理范围北至沂蒙山脉，南至淮河，西至泗水两岸，东至黄海。行政区划主要包括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淮泗流域始终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1] ，同时也是先秦古籍和金文材料记载的东夷的主要分布区域[2] 。西周成王四年，周公征讨东夷，历时三年，始据其地，后分封太公、伯禽于齐、鲁以镇抚之[3] 。终两周时期，周人文化与当地夷人文化碰撞、交汇、融合，加之吴、越、楚、齐等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使淮泗流域的青铜器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地域文化特点。直到战国晚期“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 [4] ，淮泗流域才完全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本文主要对淮泗流域东周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按照国别进行梳理，并对文化因素构成进行讨论。

一、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1949年以前，淮泗流域东周青铜器就有零星发现，惟多非考古发掘所得。如曲阜林前村出土一批“鲁大司徒元”铜器[5] ，滕县（今滕州市）出土十余件邾国彝器[6] ，应俱为贵族墓之随葬器。

1949年至今，这一区域清理了大量东周铜器墓（图一），包括曲阜鲁故城墓群[7] 、滕州薛故城墓群[8] 、枣庄东江郳国墓地[9] 、徐楼滥国春秋墓[10] 、新泰郭家泉春秋墓[11]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12] 、后荆沟春秋墓[13] 、庄里西战国墓[14] 、北辛春秋墓[15] 、莒县天井汪春秋墓[16] 、莒南大店春秋墓[17]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18] 、俄庄区（今属临沂兰山区）花园公社春秋墓[19] 、中洽沟春秋墓[20]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21] 、刘家店子春秋墓[22] 、略疃春秋墓[23] 、东河北春秋墓[24] 、李家坡春秋墓[25] 、肥城小王庄春秋墓[26] 、东焦战国墓[27] 、日照崮河崖春秋墓[28] 、沂源姑子坪春秋墓[29] 、郯城大埠二村春秋墓[30] 、郯城第二中学战国墓[31] 、邳州九女墩春秋墓群[32] 、刘林春秋墓[33] 、铜山翟山战国墓[34] 、淮阴高庄战国墓[35] 、东海庙墩春秋墓[36] 等。

还有一些被盗严重的贵族墓葬，随葬品所剩不多，但根据墓主身份和墓葬形制规格，原应有大量青铜礼乐器随葬。如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的邾国国君及夫人墓M2、M1[37] ，兰陵鄫国故城茔盘墓地M7（疑似春秋时期鄫国国君墓）[38] ，等等。除此之外很多传世器和征集品可能也是墓葬中出土，如楚高罍[39] 、伯驷父盘、鲁宰驷父鬲、徐子鼎、侯鼎、鲁伯大夫媵季姬铜簋、薛仲赤簠、薛子仲安簠[40] 、邳伯罍[41] ，以及近30件三邾传世器[42]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尽管淮泗流域东周墓葬发掘较多但资料公布较少，相关研究不多。随着这些出土铜器资料的相继发表，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且逐渐丰富。同时，学界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等研究领域也多涉及本区域相关资料的研究，成果丰硕。对单个铜器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面貌比较复杂的如淮阴高庄墓[43] 、沂源姑子坪墓[44] 、刘家店子墓[45] 、邳州九女墩三号墩[46] 、鲁故城墓群[47] 等等。有部分学者如黄盛璋[48] 、张钟云[49] 等对这一带及邻近地区诸小国青铜器进行过综合比较研究。

二、青铜器的国别梳理

淮泗流域国家众多，既有姬姓诸侯，也有庶姓小国，包括鲁、薛、滕、邾、郳、滥、莒、郯、鄅、费、徐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50] 。《战国策·楚策》记张仪说楚王曰“大王……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 [51] 。诸国之间交流频繁，通婚、政治同盟、军事征服等活动促进了文化的融合。随着多年来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一带的青铜器资料日渐丰富，出土位置明确，型式特征鲜明，部分带有铭文，为研究国属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有益参考。下文主要对淮泗流域国别和文化性质比较明确的东周墓葬和青铜器进行梳理。

（一）鲁国青铜器

西周初期，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鲁，都洙、泗二水之间的曲阜，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鲁国青铜器墓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鲁故城及邻近地区发掘的10余座贵族墓为代表，基本器物组合为鼎、簋、豆、舟、匜、盘、壶等，部分铜器有“鲁司徒仲齐” “鲁伯悆”等铭文[52] 。

鲁国铜器在春秋早期大量继承周文化因素，在春秋中晚期更加成熟。鲁人比较保守，坚持周礼，对外来文化因素比较排斥，所以鲁国青铜器在整个东周时期创新较少，以传统周式器型和器物组合为主。不过鲁国在战国中晚期受南方文化影响较深，贵族墓常见大量吴越楚式器，如M58、M52的越式浅腹细撇足鼎以及楚式尊缶、鐎、镜等。

（二）滕国青铜器

滕为周初分封的姬姓国家，滕国故城在今滕州市西南，战国晚期为宋所灭。滕州庄里西一带早年间曾征集到征集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侯戈及滕皇编钟等珍贵文物；1990～1992年发现2座战国早期墓[53] 。1980年河沙站出土1件滕侯戈，为春秋滕隐公所造。1982年社庄村发现1件“滕侯”铭文铜豆[54] 。1999年滕州北辛村战国墓出土一批青铜器[55] 。

滕国青铜器的文化面貌与鲁器大体一致，春秋时期的滕国青铜器基本可以归于鲁文化类型。而进入战国时期，由于受南方文化强烈冲击，墓葬中出现许多吴越楚式器，如滕州庄里西M8和北辛墓均有箍口鼎。

（三）薛国青铜器

薛乃东夷妊姓国家，春秋末年为齐所灭，故城位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南。薛距中原地区较近，附近为鲁、滕等姬姓国家，因此受周文化影响较深。滕州狄庄发现4件“薛子” “薛”铭文铜簠。薛国故城2号墓地发掘一批高等级贵族铜器墓，其中M2出土薛侯行壶和薛比戈[56] 。

薛国青铜器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春秋中期具有明显的周人文化色彩，礼器组合多合乎中原周人礼制，器物形制也与鲁国周式器基本相同。同时，部分薛国青铜器体现出周式器与当地夷式器融合的特点，如薛故城M2的宽沿尖足鬲，即融合了周人宽沿柱足鬲和当地夷人窄沿锥足鬲。而M1的小卷沿鼓腹平底舟、M4中的盉与鸟形杯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风格。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使用较多中原宋国器形，如M2和M4都以平盖深腹（或浅腹）粗蹄足鼎作为礼器组合的核心。春秋晚期则受楚文化影响明显加强，如M6和M9中均发现箍形鼎。

（四）三邾青铜器

邾为东夷古国，曹姓，西周晚期邾三分为邾（大邾）、郳（小邾）和滥，战国时期被楚等大国所灭。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对三国疆域和渊源关系有专门论述[57] 。其中邾国故城位于邹城市峄山南麓纪东村周围，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建都于此[58] 。邾、郳、滥三国关系密切，青铜器文化一脉相承，因此本文将其一并讨论。

目前所见邾国青铜器均为传世器和早年被盗的墓葬随葬品。2018年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2、M1经过发掘，墓主可能为战国早期的邾国国君及夫人，但墓葬被盗严重，青铜器均遗失[59] 。

郳国青铜器绝大多数为墓葬中出土。2002年，枣庄东江遗址发掘一批东周青铜器贵族墓，其中M1出土4件邾友父鬲、1件霝父君瓶；M2出土邾君庆壶、郳庆鬲、鲁西簠、毕仲簠、子皇母簠等；M3出土邾公害簠、邾公子害簠、昆君壶、倪庆匜形鼎等[60] 。2016年警方缴获出自枣庄横岭埠遗址的邾寿父鼎、邾眉父匜等9件青铜器[61] 。2017年警方在滕州薛故城附近缴获一批铜器，其中包括1件郳公戈[62] 。当年底考古队对滕州大韩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东周墓葬52座，其中M43随葬铜鼎、盘、匜等皆可辨有“郳大司马”铭文[63] 。

滥国青铜器以枣庄徐楼新村2座春秋贵族墓的随葬器为代表，其中M1铜鼎上有铭文“有殷天乙唐孙宋公乍，叔子餘鼎” [64] 。对于其中“ ”字，李学勤曾考证为费国 [65] ，发掘者从其说。赵平安将其读为“”，并认为此鼎是宋共公嫁女儿叔子于滥国时所作的媵器[66] 。

除此之外滕州后荆沟等东周墓葬出土青铜器形制和器物组合与上述三邾青铜器相近，墓主很可能为三邾贵族[67] 。

三邾青铜器在春秋早期受周人文化影响较深，礼器组合以周式器为主。同时也具有许多夷式器型，如东江M3的匜形鼎、东江M1的佥父瓶、后荆沟M1的宽沿锥足鬲等。春秋晚期以来受外来影响加深，大量出现楚式器、吴越式器、中原式器、齐式器。楚式器如大韩M43的箍形鼎、兽形平底匜、大韩M39的簠、浴缶、卷沿鼓腹蹄足舟、折腹圜底盘、徐楼M1的环形兽形耳舟等。吴越式器如徐楼M2的浅腹细撇足鼎、大韩M39的“S”形纹箍形鼎、刻纹铜器盘、匜等。此外徐楼村M1、M2的舟、敦、匜等器物还使用了流行于南方的红铜镶嵌技术。中原宋国器物如徐楼M1的平顶盖浅腹粗蹄足鼎、滕州薛国故城M2的平顶盖深腹粗蹄足鼎等。齐式器如徐楼M2的小折沿平底舟、大韩M39的子母口平底舟、瓢形匜等。

（五）莒国青铜器

莒为东夷古国，少昊后裔，其姓氏有嬴姓和己姓两说[68] 。地处鲁东南海岱之间，春秋时期为东夷之雄，一度可与齐、鲁抗衡，《穀梁传·成公九年》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69] 。春秋晚期开始衰落，战国时被楚所灭[70] 。

1975年莒南大店墓出土钮钟9件，有铭文“莒叔之仲子” [71] 。1977年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公簋、公铸壶、莒公戈等[72] 。2012至2013年，沂水纪王崮发现2座高等级铜器墓[73] ，墓主身份存在争议，不过学界目前多认同其为莒国国君及夫人墓。此外，莒县天井汪、沂水李家庄、李家坡、略疃村等地也发现了多处莒国铜器墓。

纪王崮、沂水刘家店子所出铜器属春秋中期，其时莒国尚处于国势强大之时，因此铜器数量丰富且制作精美。部分为周式器，同时地域色彩也极为强烈，尤其是窄沿锥足鬲、兽形蹄足羽状鋬匜、浅腹矮圈足盘等使用比较普遍。刘家店子铜器与沂源姑子坪铜器常见的三角形变体夔龙纹是沂沭河流域的特色纹饰。春秋晚期大墓数量减少，并明显受到齐文化和南方文化影响，如莒南大店M1随葬齐式器子母口平底舟、折腹圈足盘，吴越式器深腹细撇足箍形鼎。

（六）郯国青铜器

郯为东夷古国之一，传说商代封少皞后裔于炎地，后周武王将其封予微子启，受宋国所辖制。《左传·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是目前所见东周郯国活动的最早记录[74]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关于“少皞氏鸟名官” [ 75] 的叙述为了解郯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公元前418年郯国为越所灭，其境入越。

1989年郯城二中发掘3座战国早中期贵族墓，随葬铜器主要有编钟8件、鼎1件[76] 。2002年大埠二村发掘2座春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出土大批青铜礼乐器[77] 。郯国青铜器与莒国青铜器有很大相似性，具有较强的鲁东南文化特点。莒国常见的窄沿锥足鬲、兽形蹄足羽状鋬匜等器型在以上几座墓葬中都有发现。同时大埠二村M1还随葬齐式子母口平底舟、传统周式浅腹衔环耳圈足盘。可见郯国文化面貌有一定复杂性。

（七）徐国青铜器

徐国为嬴姓国，其国都在今泗洪县境内。西周时期国力强大，足以与宗周抗衡，春秋时期不断受到吴国和楚国的打击，逐渐衰落。“昭公三十年，灭于吴，徐子奔楚，楚城夷以处之”[78] ，后仍为楚所灭。

1959年，邳州刘林发现1座春秋铜器墓[79] 。1982至1997年，邳州九女墩清理多座春秋青铜器贵族墓。M3所出钮钟钲部及两铣均有“徐王”铭文[80] 。徐国青铜器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例如九女墩M3既有覆盘形弧盖鼎、提梁壶、盖豆等中原、齐鲁诸国同期常见的周式器型，又有汤鼎、尊、龙首盉、缶等吴越同期墓葬常出器物，同时还出土了兽形鼎、炉盘等一批具有典型徐器特征的器物等，呈现出文化因素的多样性。

三、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分析

淮泗流域出土青铜器数量较多，时代特征较明显。根据青铜器形制、纹饰的文化传统和地域性特征，分析淮泗流域既包含本地文化因素又包含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图二）。

（一）本地夷人文化因素

此类青铜器地域特征鲜明，在整个东周时期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主要流行于夷人国家，同时也对鲁、滕等有一定影响。窄沿锥足鬲在以莒国为中心的鲁东南文化区（包括莒、郯、鄅、向等国家）[81] 和淮河流域都比较流行。匜形鼎在东江郳国墓和东海庙墩墓中都有发现。鲁东南文化区的兽形蹄足羽状鋬匜、盖豆簋、平盖顶子母口敦、鬲部口沿带凹沟的甗，薛国和三邾均有宽沿锥足鬲、小卷沿深鼓腹平底舟，以及个别墓葬中出土的鸟形杯、佥父瓶、伏鸟罍形器等，都是富有山东夷人特色的铜器。而兽形鼎等是具有淮河流域风格的器物。

（二）中原文化因素

这里说的中原文化因素主要是指西周中晚期以来流行的传统周式器型，可能跟随周人从中原地区传入淮泗流域。由于鲁、滕等姬姓诸侯国秉持周文化传统，在青铜器发展方面紧随中央王朝步伐，并对其周边薛、三邾等夷人国家影响深远，因此中原文化因素铜器在淮泗铜器群中占比最大，种类和数量也最多，并流行于整个东周时期。典型器型有立耳平沿鼎、弧顶盖子母口鼎、兽形耳鼓腹圈足簋（有的圈足下附三足）、兽首衔环凹蹼足盨、折沿兽首衔环蹼足簠、宽沿柱足鬲、喇叭形捉手盖豆、折沿束颈弧腹平底敦、垂腹圈足衔环壶、鼓腹平底（或圈足）提梁（或链）壶、附耳（或环耳）弧腹圈足（或蹄足）盘、兽形龙尾蹄足匜，等等。枣庄徐楼和滕州薛故城春秋中晚期墓葬所见平顶盖浅腹（或深腹）粗蹄足鼎等器物形制比较特殊，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从徐楼春秋墓所出鼎带有“宋公 ”铭文以及传世的宋国铜器也是这种形制来看，这种形制的铜鼎可能是宋国铜器。

莒县天井汪墓所出罍形制接近中原，只是多了伞状盖。部分鲁东南贵族墓对复古器型比较青睐，如枣庄东江所出鼎等。有些国家也在周式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如鲁国有部分高圈足盘下另附三个人形足，比较具有地方特色。

（三）南方文化因素

春秋晚期以来随着南方大国向北方的扩张，淮泗流域受吴越楚文化影响明显加深。莒国、薛国、徐国、三邾的楚式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常见有鼓腹蹄足箍形鼎、汤鼎、卷沿鼓腹蹄足舟、折沿折腹圜底盘、环足兽形匜、兽首形流平底匜、桃形匜、浴缶、尊缶、鐎等。邳州九女墩M2所出编钟形制和纹饰近于淅川下寺、固始侯古堆、寿县蔡侯墓等出土编钟。

吴越式青铜器发现相对较少，但同样在淮泗流域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器形为子母口鼓腹细撇足鼎和“S”形纹箍形鼎。春秋三邾墓地和江苏东海庙墩墓出土的乳钉匜、邳州九女墩墓出土尊、鉴、淮阴高庄墓出土扁圆铜罍等，都是吴越地区比较流行的器形。临沂凤凰岭墓出土了与“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纹饰完全相同的菱形“压印暗纹”矛，也反映了春秋晚期东夷国家与东南沿海吴越文化的密切关系。

（四）北方文化因素

北方的影响以齐文化因素为主，春秋中晚期随着齐国的南扩，淮泗流域出现的齐式器的种类和数量也逐渐增加，战国时期尤为明显。典型齐式器如细直高柄盖豆、子母口鼓腹平底舟、半管状流瓢形平底匜、深折腹平底（或圈足）衔环盘等。

整体而言，在春秋早中期，淮泗流域除本地夷人器型外，主要以中原传统周式器为主。鲁故城墓葬所出铜器类型与组合形式与中原地区同期墓葬基本相同。薛故城铜器墓与中原同期墓葬的铜器组合形式大致相近，器型也多合乎中原器制。值得注意的是，年代较早的墓葬如江苏东海庙墩墓发现了具有皖南地区特点的乳钉匜[82] ，可见春秋早期本地便与吴越有文化交流。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本地传统有所发展，但更多地是吸收了周边齐、宋、楚、吴越等文化因素，使当地文化面貌更加复杂。同时，当地贵族也融合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一些创新，如宽沿锥足鬲、扁方腹壶、短颈圆腹壶等都具有一些地方文化特色。各国家和地区的列器制度也各有特点，如临沂凤凰岭墓所出7鼎中有6件形制大小均相同，而不像中原列鼎那样采用大小相次之组合。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墓葬M2出土之9鼎亦大小、形制相同。由此看出这些地区的列鼎制度有区别于中原礼制的自身地域特色。

战国中晚期，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和突出。楚越文化深入影响到鲁国腹心地区，鲁故城贵族墓随葬大量楚式器应是这一历史变故的反映[83] 。郯城二中M1出土楚式鼎，其双附耳外侈，呈现较晚的时代特征。淮阴高庄墓所出深腹越式鼎与长沙楚墓、湖北鄂城百子畈楚墓等所出铜鼎几乎一样，应与楚文化的深入密切相关。

四、结语

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淮泗流域越来越多的青铜器群面世，分布范围基本涵盖了周人与东夷诸国。淮泗流域自古为南北通衢要道，又得淮、泗、沭、沂四渎之利。西周时期，东方诸夷与周王朝的战事绵延难息，因此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不仅保持着传统的东夷文化风格，也产生了某些新的地方性文化特征。春秋早期，周文化因素在这一区域影响显著，其中以鲁、滕等国与中原周人器制最为接近，薛、三邾次之，莒、郯、徐再次之。这显然与各国统治者的族属及文化、历史渊源有关。

春秋中期开始，薛、莒、邾等方国发展明显加快，势力增强。本地特色的铜器增多，呈现出强烈的地方面貌。春秋中晚期以后，楚国在东方与齐国展开交锋，日渐强大的吴国也剑指江淮，淮泗诸小国游离于吴、楚、齐之间。这一时期青铜器则体现出复杂的中原、本地、吴越、楚、齐等文化因素多样性，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力量消长。战国时期，淮泗流域诸小国先后被楚、齐等大国兼并，该地区的地方夷人文化因素也逐渐走向衰落。

（作者：张洁、刘艳菲，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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