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老曾只有一句话：“我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别想拿我的血去染你们的顶子！”尽管敌人没捞到任何油水，还是把老曾从北碚看守所赶往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关押。他知道能从渣滓洞里活着出去是极其不容易的，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缄口如瓶，始终不提供一丝一毫的任何信息。敌人既没证据，也没人指认出老曾是地下党，不久他就被释放了（实际释放的缘由后文有叙）。

他出狱后到处寻找组织和同志，但始终没有找到。很快在1949年11月贵州和重庆先后几天相继解放后，他由重庆北碚地质所转往贵州的地质队继续从事化验工作，其间他也曾回重庆找过几次组织和战友，仍然没有取得联系，连一个认识的党员也没找到。参加贵州的工作后，履历表上仍填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证明人一栏一直是空白。

肃反、整风、反右……每次运动，老曾都实事求是地向组织清清楚楚地交代了这个过程。但每次组织上派人外调，都因没为他找到证人而造成搁置。有的人就推想：能从渣滓洞里活着出来的，不是叛徒那是很难的。就这样“叛徒嫌疑”的无形帽子，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就扣在了老曾的头上。 

由此接踵而来的下放、劳动改造、批斗、进牛棚……等等各种磨难，一个不落地重压在了他的身上。来自自己革命阵营的利剑、组织上的不确定及怀疑、同事们毫无依据的恶言秽语，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有时他也想不通：“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一颗红心掏出来给组织、给同志们看看呢？何时才是个尽头呢？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他在劳动中，就想用更多的汗水冲洗着自己心头的苦闷。在化验室里，技术上也只有老曾能拿得下来。只要生产任务一紧，领导马上就把正在劳动改造中的他叫回化验室：“先完成任务再说”。老曾总是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夜以继日，简直就是个工作狂，有很多时候吃饭也是师母亲自给他送到化验室的工作间。凡经他亲手做出的化验结果、大样报告，质量和准确性都过得硬。多数成果被上级单位评为优秀，老曾也被队上经常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他头上总也甩不脱那顶“叛徒嫌疑”的帽子，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压得老曾实在是喘不过气来。一但涉及到提职、调级、评职称……就被这顶“叛徒嫌疑”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所卡壳，但他还是毫无顾忌、任劳任怨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那个年代，“屁股”上有“屎”的人，最难过的是清理阶级队伍一关。老曾应该说不属于这一类人，可渣滓洞这一段没法弄清，也始终是个大问题。工宣队、造反派抓着不放，对老曾进行刑讯逼供，非要他说说是怎么叛变的？出卖了几个同志？……。没完没了的提审和熬鹰似的体罚，他真有点受不了了。

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想：“还不如死了好呢！”

几次都想走向绝路的他，反过来一想：“如果自杀死了，本身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本身就是叛党的行为。不能死！坚持地忍着！我应该想办法帮组织上搞清楚。”

他想到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同志：“罗同志对渣滓洞那么了解，他应该知道北碚支部同志的下落吧？华子良能为我提供出点线索吗？”

但那时全国到处都在搞武斗，当然他也没能敢去、也无法去找，如果找到罗广斌的话怕是情况更加糟糕，因为那时罗广斌同志也正陷入“叛徒”的牢笼难以自拔。就这样，又是不清不白地被工宣队宣布停止了老曾的党籍（党章上没这么个处分，也算是工宣队的创造）。

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拨乱返正、落实政策都没有解掉老曾的精神包袱和彻底得到名誉的落实。

“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老曾几乎失去了信心。

此时，北碚区委党办正在组织健在的老党员编写北碚地下党革命斗争史，当人们凑在一起回忆北碚支部的骨干时，几个人都提出了当时支部中有一位工作积极、立场坚定、能写会说的曾吉祥同志，同时从档案中还找到了解放后党组织给与老曾所做的鉴定书……

党组织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

“曾吉祥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勇敢机智。被捕后虽被国民党反动派百般折磨，但仍保持严守党的秘密，英勇不屈地保护了组织、掩护了同志。该同志是经党组织通过内线关系从渣滓洞保释出狱的，曾吉祥同志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解放后，活下来的支部里的同志为了祖国的建设都各奔东西了。至于对敌斗争的情况，党组织为每位党员都做了具体的鉴定，鉴定书转往各位同志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这种为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可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也因不知老曾的下落而只得暂存在重庆北碚区委支部的档案里。

看到老曾的鉴定书，一直共同战斗过的部分同志想到这个老曾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如在的话，各类运动期间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终集中到一点：先找到老曾是当务之急。

打听来打听去，有人耳闻老曾可能在贵州工作，具体地址不详。区党委立即决定，派出当时与老曾同志同一支部的几个党员去贵州寻找老曾。

来的同志住在贵州饭店，那几个老党员那时都已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了。他们先到省委组织部去查了三天没找到、又到贵阳市工委询查也没找到，来的人便有点心灰意冷了。

一天傍晚，工作之余，他们去黔灵公园散步，在公园的门口碰上了已退休的地矿局宣传处长周述芝，他们是重庆大学的同学，互相认出后高兴得不得了，周处长赶快把几位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坐。听说是到贵州来找一位叫曾吉祥的原北碚区支部老党员，把如何大海里捞针地寻找，但仍然杳无音讯的结果告诉了老周。

周处长带有一点猜测不定地说：“我们局倒是有个叫曾吉祥的，确实是北碚人，他是搞化验的，快70岁了。”然后又询问了曾吉祥的个头、面貌、音质等生理特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双方的认真仔细地特征比对，确定他就是所要找的曾吉祥同志。

几个人万分高兴，当场商定：“明天由周处长带着来人去找地矿局党组，详细地向党组领导汇报这个情况，并请示：必须马上面见曾吉祥同志。”

次日，局党组领导听了来人的述说，看看北碚区党委的介绍信和给老曾的已经发黄了的鉴定书，当场提议：“建议马上着手，立即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并一同驱车去105队，向队党总支说明这一情况，尽快通知并见到老曾同志。”

那天下午，老曾远远地看到队党总支书记、组织科长带着几个人朝他家的方向走来。老曾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便迎出门来，还没开口他就认出了北碚支部的同志。

近四十年末见面，当即互相都喊出了对方的姓名，于是相互抱成了一团。老曾泣不成声：“我找了你们一辈子也没找到，今天你们倒找上门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大家落座后说明了来意，由局党组书记将那份珍贵的鉴定书郑重地递给老曾，并当着队党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的面宣布：“从即日起，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局组织处文件随后立即拟定发出！”

北碚支部的同志向老曾介绍了那几年的情况：

“你被捕后，考虑到文件、名单都在你的家中，怕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上级通知我们支部所有的同志连夜投奔到解放区去，交通站也关闭了。解放后，张二娃我们五个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1953年只有我们三个活着回国了，罗老幺他们三人跟随着刘邓大军入藏去了。”

老曾一家人高兴得拥抱、痛哭，老曾嘴里重复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第二次政治生命！”

老曾边哭边说边从抽屉里提出一个旧岩样袋，哗啦一声倒了一桌子，原来是从停止党籍起他每月的党费，分别用曲别针夹上再附张纸条“某年某月曾吉祥的党费，几元几角几分”，组织科长通过清理，一个月也不少，便当场为曾吉祥同志开具了党费临时收据。

从那时起，老曾真的解放了，逢人便打招呼，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腰杆也挺直了，头也抬起来了。

“你回关岭后，把我的情况也给112队党委汇报一下，让我们大家一起高兴吧！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不会错的！”老曾对我说。

就这样，老曾急急促促地给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从老曾的脸上看到的泪水，那是失去党组织后，备受敌人的折磨而憎恨的和经同志们猜疑长达近四十年而苦闷的泪水，更是找到原地下党组织并得以恢复党籍以后倍感欣慰和喜悦的泪水。

迟到的鉴定，让英雄的泪终于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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