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苏维埃政府一切为人民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红二、六军团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苏区，毕节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毕节县城，成了川滇黔三省红色政权首脑机关的驻地。

根据地秩序井然，贸易正常。毕节双井寺、五龙桥等地集市，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摊位上，商号里，各类货物琳琅满目。二月十二日前后，在这物资交易繁忙的场坝上，新近摆开了几个奇异的摊子。一张张条桌上，竹箩筐、竹簸箕中盛着银元，红军战士坐于桌后，摊开登记的账簿，条桌前面拉开一幅白布招贴，醒目、耀眼的“红军钱币兑换处”几个红色大字，格外吸人。

桌子旁，一位红军手持铁皮喊话筒高声宣布着：“乡亲们，去年中央红军转战毕节，向老百姓购买物品时，支付了不少中华苏维埃银行纸币、铜币。这些苏维埃钱币，百姓用不出去不说，还要被反动政府抓去关押。贺龙军团长讲了，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留藏得有这些钱币的老乡，赶快来我们这里兑换成银元，有多少给大家兑换多少……”

中央苏维埃银行的货币，怎么会到了毕节民众手中？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01 苏维埃银币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同时组建了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任国家银行行长，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开展苏区金融业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货币，从它出现开始，就是一种便于流通和交换的特殊商品,更是一个主权国家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必须集中统一货币的印造权、发行权的重要体现。刚诞生的共和国，当然要彰显自己的主权，建立自己的货币信用体系，行使自己的货币印造权、发行权，使之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迎着反封锁，反围剿的极度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共发行过五种面值的纸币，其中主币有一元券,辅币有伍分券, 壹角券， 贰角券， 伍角券四种；此外银行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

这些银币统称“苏区银币”。主要有伍分铜币、两角银元、一元银圆，在苏维埃银币中，相对较常见的是贰角银币。因受铸造技术和工艺受限，为了发行的方便，有时干脆在缴获的民国银元（袁大头）上，冲压了“苏维埃”三字加以使用，此外，还有少量用白布印制，再浸上桐油防水的布币。

（苏维埃银贰角银币）

（苏维埃银行壹元银币）

（冲压上苏维埃银行标志的银元）

当时苏区中华苏维埃银行的金融业务，涵盖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的存、贷款，以及公债发行。不仅有力地保障了苏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贸，改善了农工生活，保卫和建设苏区作出了特殊贡献。

02 马背上的共和国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放弃狭小的共和国土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马背上的共和国”的艰难里程。

在战略转移开始前，党中央把苏维埃银行库存的货币，卫生部库存的药品，后勤部库存的盐巴等战略物资，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分配到各军团自我携带，以保证后勤和战斗救治。

其中，“中央纵队”分配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第一军团：分配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分配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分配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分配盐巴两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这些分配到各军团的食盐、药品、货币，再由各军团分配到各战斗单位携带，甚至分配到班一级战斗单元。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拟从赤水市和土城间进入川南北渡长江，但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县）”结集。在一、二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转战的步伐，两次踏过了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毕节东北部边境；掩护主力南渡乌江的“战略轻骑兵”九军团，更是孤军转战于毕节地区所辖的金沙、大方、毕节、纳雍、水城等县，后进入云南追赶主力。

中央红军结集扎西（今威信县）期间，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并由各军团抽调近五百名干部、战士，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配合主力“四渡赤水”战役，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纵队在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斗争中，转战于毕节、赫章、金沙、大方等县城乡，历时一年之久。

这些战斗历程，于是产生了中华苏维埃货币在毕节的存在。到老百姓手中的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在征途与宿营中，在没有条件打土豪救济穷人的情况下，红军战士面对衣不掩体，无粮下锅的穷人，他们或解下自己的干粮袋或掏出身上的苏维埃银行货币救济帮助极贫民众；

二、在购买粮草时，使用所携带的钱向群众付款；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恐骇性宣传，致使群众躲避红军，红军在群众不在家而又食用了他们的食物之后，留下了超过市场价格多倍的货币；甚至拔了几棵群众地里的萝卜，也要在每个坑里留下几个铜元或银元；

三、路过或宿营集镇时，向商铺、货栈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洋油”、电筒、电池、蜡烛、烟丝、针线、雨伞、蓑衣、斗笠的付款等等；

四、向铁匠铺匠人付工具修理款、采购马掌、马丁、铁锅、铁镐的付款等等；

五、请老乡带路作向导，雇佣老乡运送辎重物资付给的报酬；

六、因伤势过重，或病情严重的伤病员，不能随部队行动而寄养群众家里，付给伤病员的生活、治疗费和群众的报酬费等……

按规定红军在驻地撤走时，都要用银元兑换回已经使用出去的苏维埃货币。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后，发行、使用了19天“红军币”，用于在当地购买物资，补充给养；还在途经遵义以北的桐梓、川西的冕宁发行、使用过“红军币”，每次发行、使用后都张榜公布，设立兑换处（点），尽量保证全部兑现收回。

但在戎马倥偬的转战中，没有停留时间兑换回已使用出去的货币，这些货币也就留在了当地。当时老百姓，还不太完全理解货币的通用性，当红军走后，懵懵懂懂地拿这些钱去使用，不但不能买回东西，还会被抓去关押拷打，逼问和红军的关系。

03  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创建根据地的日子里，组织了不少工作队，深入各地乡镇，打土豪救济贫穷民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中华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施政纲领，筹建基层政权和游击团队。

手中持有苏维埃银行货币的民众，在与红军的亲密接触中，纷纷向红军反映，希望能将他们手中“头届红军”（因红军到过毕节二次，故老百姓俗称中央红军称为头届红军）的货币，兑换成能使用的大洋。各宣传队将群众的诉求，如实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最后，问题到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代主席，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陈希云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希云）

陈希云拿着各部队初步统计汇总的兑换的数字犯难了，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元！按当时的货币价值，一块大洋，在城市里，一担米可能要两到三块大洋，而在农村里面，一块大洋就可以买到了，而且五块大洋就能都买到一头大水牛。

红二、六军团的家底，本身就很微薄。近半年的转战，基本耗尽了积蓄。虽然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打土豪中充实了部分家底，但一旦实施战略转移，路途上处处要用钱。他犯难了。只得去找二个军团的总指挥贺龙商量。

贺龙咂着烟斗，听取了陈希云的汇报后，沉吟了一会坚决地说：“我的部长呀，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央红军欠下的账，我们还。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那兑换？”陈希云问道。

“免换！有多少兑换多少。白鹤有个滩头，野鸡有个山头。咱们要创建根据地，就不能失信于民。有了老百姓的拥护，咱们就如鱼得水，红军就不愁生存发展。”贺龙充满信心地说。

“好，为了老百姓，咱们干！”陈希云弯下腰，系紧了脚上的草鞋。

第二天，在毕节县城，在周边人烟密集的海子街、朱昌、桂花、长春铺集镇上，红二、六军团摆摊设点，开始了苏维埃货币兑换现大洋。几天时间里，人们互相传递着消息，边远山区的赶来了，外出贩货摆摊的赶来了，藏在墙缝里的掏出来了，埋在谷草堆下的挖出来了……手中有苏维埃货币的老百姓，一一得以兑换，折合为可以流通使用的现大洋。据史料记载，红二、六军团七天时间里，总共兑换了毕节地区群众手中的苏维埃货币二万七千四百元。

红军是仁义之师！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不让老百姓吃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的初心，老百姓又一次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仁义之举，对老百姓的殷切关怀，化为了百姓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实际行动。短短半个月，五千多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红军队伍；二百多名裁缝和妇女，夜以继日，飞针走线，为红军赶制了二万余套军装；倒天河畔六座碾米厂的工人，不分白天晚上，日夜让水碾滚动着，为红军碾出了二十多万斤大米……

根据地建设中的毕节县城，当时成了一座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魚水一家的红色之城！（作者 李东升）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