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县地处粤东北部，位于增江上游，东南与河源、博罗县接壤，西南与从化、增城县毗邻，北与新丰县相连，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多为山地和丘陵，资源颇为丰富，总面积约有2千平方公里。

龙门县城龙城围绕七星冈而建，地势较高，内有天然护城河西林河，西北有小河环绕，围城东面无水，城内有一县行政、文化中心，县衙、学宫、城隍庙等官方建筑依山而建，民居也散落在各山坡和坡谷之间，有街道相连，以联系各向城门的街道为主；城外东郭有大片平地，街道纵横密布，人口稠密、集贸兴盛，城内静幽与城外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从清咸丰元年（1851）版《龙门县志》的文图记载，可以梳理出的龙城街道有十六条，分别为卖鱼街、阜财街、迎紫街、龙池街、青云街、担干街、卖柴街、东郭大街、细逑街、竹篾街、蓝地街、庆荣街、新兴街、卖鸡街、古冚口街、又新街。

其中，古冚口街位于龙城主干道东郭大街上，是一条商铺林立、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街巷。1927年的12月20日，由于工农红军第四师的进驻，这条普普通通的街道，将在龙城人的心里乃至龙门县历史上，占据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

由王坪方向通过城北的一座小石桥，红四师进入龙门县城。一进到古冚口街，看到满目琳琅的商铺，长途跋涉的红军士兵们疲倦的脸上不由地绽露出笑容来。红四师官兵在师党委书记唐维的指挥带领下，挥舞拳头振臂高呼：“工农万岁！”“苏维埃万岁！”“一切权力归农会！”……

消息相对闭塞的龙门城居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的队伍就是刚刚经过改编的工农红军，觉得有些新鲜。看到红军高呼口号，没有人逼迫，也没有人组织，沿街老百姓自发地挥手欢呼：“欢迎革命军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嗓门参差不齐，却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欢呼的人群里有学生、进城的农民和沿街的小商贩，也有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官吏和富商巨贾们。

红四师士兵在县立伯衡小学宿营，师部行营设在位于古冚口街16号的龙门商会。布置好城区警戒哨位后，红四师党委紧急召开了师党委会议。

会议由师党委书记唐维主持。会议的议题主要有四项：

一、总结前段时间征粮筹款工作中的问题，着力解决部队粮饷；

二、布置群众宣传工作，扩大我党和红军的影响力；

三、部队整编，调整人事结构，发展新党员。

四、讨论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对于征粮筹款，经过这几天的经验教训，大家意见都比较统一，对不法豪绅及苏维埃的敌人，必须实行霹雳手段，不仅要剥夺他们的财产，如果胆敢反抗，则毫不留情地将其处决。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政策，乱世用重典，不必拘泥于‘秋毫无犯’之类的戒令。”负责征粮筹款工作的徐象谦发言时特别强调道：“我们的同志必须牢牢记住血的教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大家一致同意并作出决议，马上派出部队，向龙城的豪绅富商们实行强制性的征粮筹款工作，除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外，还要开仓放粮，赈济穷苦百姓。

第二步就是如何强化党对红四师的绝对领导问题。

在花县成立红四师时，部队忙于撤退和民团的骚扰作战，只是在红四师师部成立了党组织和委员会，团一级以下的作战单位均没有设立党代表制度。因此，红四师党委经过讨论决定进行龙城整编，在花县成立红四师第10团、第11团、第12团一共三个团的基础上，在巩固师级党委领导的同时，在团一级设立团党代表，进一步加强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力。会议选举通过，由徐象谦（徐向前）担任第10团党代表，团长为白鑫；缪云人担任第11团党代表，团长为赵希杰；陆更夫担任第12团党代表，团长为饶寿柏。除少部分外，绝大部分营连级军官，都是中共党员。

“我建议，红军的营连排级各军官，要由三分之二的工农官兵来担任军官。”徐象谦面色严峻地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大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家子弟，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不理解，往往还会产生仇恨，这样的比例高了，就会对我党在军队中的发展壮大起到不利的因素。”徐象谦咽了咽喉咙：“干革命过程中那些反水的军官们，大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的子弟。而工农干部则不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跟我们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干革命也更彻底。我们又是工农红军，那么工农军官干部就应该占到大多数，才能更好地执行我党的方针指示，也便于发展基层工农党员，更好地掌握这支军队。”

“同意！”“我同意！”“这个方案非常好！”师党委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

“下面，我们讨论叶镛同志的入党问题，以及如何在进步官兵中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师党委书记唐维表情严肃地说。

他的话一出口，在座的大部分师党委委员似乎有些意外，有的疑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有的微微点着头，有的则跟旁边的人咬着耳朵，一副讳莫如深的神色。

对于叶镛的入党，是唐维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花县整编，叶镛当选红四师师长起，他心里就开始冒出了这个念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如果军事领导人不是中共党员，如何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几天来的实践，已经暴露出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某些红军指挥员觉得叶镛不是党员，有意无意地对他持一种藐视的态度，背地里冷嘲热讽，有的甚至违抗师长的军令。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别说叶镛师长的威信，就连全师的战斗力也很难保证。

“许多同志对叶师长了解不够，产生一些误解很正常。但我在这里要郑重向同志们指出，叶镛同志无论是革命经历，还是军事才能，都无愧于当红四师师长这个职务。”唐维仍旧语气严肃地说：“而且，他担任师长以来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坚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完全证明他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因此，我和王侃予同志一致同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维说到这儿，向坐在他旁边的师党代表王侃予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看了看大家，然后庄重地提议：“如果同志们没有异议，我们就开始表决吧。同意叶镛师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举手。”

唐维说完，首先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王侃予也跟着举起了右手。接着，其他一些领导也慢慢把手举了起来。

最后，以一票反对，二票弃权，五票赞成，通过了叶镛的入党决议。

唐维提议：“另外，各团的党代表和团长要注意观察和发展非党员中的进步官兵，争取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我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同意！”“同意！”……党委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还有，军医处长贺宗霖（贺诚），安排你的部下抓紧采药和购药，特别是西药消炎药，及时救治伤病员，特别是重伤员，为红四师以后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如果需要配合的话，可以跟各团领导打个招呼，让他们派兵支援你们。”唐维特别强调。

“是，我们马上准备，及时采购。” 贺宗霖（贺诚）欣然接受命令。

比较难形成统一意见的是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初从花县出发时，只是迫于无法北进与朱德的部队会合，考虑到粤东的敌人势力相对薄弱，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明确的军事战略考虑。经过了这几天的行军，有的同志对原来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主张部队还是应该转向粤北直至江西，以寻求与朱德的部队会合，据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扎下了根，一旦朱毛两军会师，革命的力量将大为增强。但也有人指出，张发奎目前正派出重兵追剿朱德部，红四师如果北上，恰好落入张发奎的虎口，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咱们区区一千余人，还不够敌人下一锅饺子的。”有人不无自嘲地说。

最后的意见，逐渐统一到坚持向海陆丰进发原计划不变这点上了，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基础好，彭湃同志领导的革命正如火如荼，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再加上红二师也在那里，如果红四师能跟红二师在海陆丰会合，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海陆丰乃至广东的红色根据地大有益处。

在讨论政治宣传工作时，第12团党代表陆更夫发言时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县城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还要派出宣传工作队下到附近的各个乡村，向广大农民深入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红军的主张。”

“陆更夫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工农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只有让共产主义的真理深入人心，中国革命就会由弱小到强大，最终迎来胜利的那一天！” 师党委书记唐维赞同地说：“我看，就由你和郑梅仙同志牵头组建宣传队吧。在宣传方面，你们可是名誉其实的珠联璧合啊！”

这句话既认真、也带有一丝玩笑的意思，大家哄然笑起来。

当天晚上，在龙门商会后院一间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师党委会为叶镛举行了简洁的入党仪式。面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党旗，唐维带领叶镛举起拳头，庄重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龙门县商会坐落在古冚口街中段，是一座晚清时期的建筑，正门趟栊，门额顶上有几个用石灰浆做起来的直书楷体“龙门县商会”，该院也称“南番顺商会”，灰瓦屋顶，红沙岩石柱，青砖墙体，显得古朴厚重，是当时龙门县城里最豪华的一座大院，此院素来是龙门商人们以及广佛地区远道而来的南海、番禺和顺德的商人们聚集和会商各种事宜的场所。

翌日上午，红四师在商会召集龙城绅士官吏开会，动员他们积极主动向红军缴纳粮款。

到会的富商官吏很多，把偌大的院子都挤满了。这些人把控着整个龙门县城的经济命脉，平时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由于时间短暂，来不及打探，这些龙城的豪绅巨贾们，根本就不知道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大部分是接到红军的通知后自己来的，也有人不愿参加，被红军士兵强制到会的。商会大门的两侧，一左一右站着两列荷枪实弹的红军士兵，枪口上的红布巾显得十分耀眼。

在会上，师党委书记唐维首先作了动员报告，他向富商官吏们详细地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

师长叶镛颁布了红四师缴纳粮款的军令后，参会的多数人都表示支持和拥护红军，但还有一些土豪劣绅不同意，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负责保卫工作的第10团党代表徐象谦见状，大声喝道：“肃静，请大家肃静！”并把右手警惕地按住了腰间的手枪柄。

人群中有人扯起公鸭似的嗓门叫嚷：“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绅士啊，之前的陈炯明也不曾这样对待我们？”

“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这是绑票，我们抗议！”

会场上顿时骚动起来。叶镛脸色变得铁青，“咚”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警告：“你们顽抗到底，绝没有出路！”

话音未落，几个脑满肠肥、身穿长袍马褂的人突然从人群中窜了出来，顺着侧门溜进了一个过道，并从那儿的一把梯子上爬准备攀到屋顶，企图逃走。

徐象谦见状，迅即掏出手枪朝天连放两枪。刚登上梯子、蓄着八字胡的广茂商号大老板简喜仔吓得浑身一哆嗦，栽倒在地，马上被追上去的红军士兵抓住了。   

刚才，就是简喜仔带头在会场上闹事的，参与闹事的还有其他富商李达周、黎引涛等七人。

对于豪绅官吏们如此嚣张的气焰，红四师的全体官兵十分愤慨，连一向温和沉着的师长叶镛也气红了眼，大声喊道：“必须枪毙一批，杀一杀这些反动家伙的气焰！”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振奋民心！”唐维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

处决反动豪绅的决定就这样下达了。

与此同时，红军趁热派出一队人马，抄了反动官吏朱聘三的商店，将其布匹、物资分发给了贫苦群众。黎引涛等四位富商因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红军筹集钱粮，红军离开龙城时把他们释放。

被押到古岭南湖斗处决的土豪劣绅除了简喜仔、李达周外，还有地主潘哀中，从地派圩押解到龙城后，潘哀中一直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以为红军大不了关押几天就会把他放了。龙城商会开会时，他也被押送到了会场，富商们的反抗起初使他心头一亮，亢奋起来，以为有了希望。谁知刚开了个头，骚乱就被红军镇压下去了。后来，当他和另外那两个土豪劣绅一起被红军士兵押往刑场枪决时，这才意识到，自己错判了形势，既高估了自己，又低估了红军。他开始后悔起来，潘哀中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为了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程子华同志1977年12月的回忆：“在花县的时候，我们虽然把广州起义军余部改编为红四师，但由于在花县连续打了几仗，没有时间改编团一级以下的党组织，直到红四师在龙门县城驻扎后，对队伍才重新进行了改编，师党委书记是唐维，师长是叶镛，党代表是王侃予，宋湘涛担任副师长，袁裕（袁国平）担任参谋长，贺国忠（维忠）担任参谋处长，贺诚担任军医处长；原教导团第1营改编为第10团，我就在该团担任连长，徐象谦（徐向前）担任团党代表；原教导团第2营改为第11团；原教导团第3营改为第12团，陆更夫担任党代表；第10团团长是白鑫，后来此人调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1929年叛变，出卖了澎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等同志。”

“龙城整编”的历史意义：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三湾改编”；1927年11月11日至30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古亭、文英三地对南昌起义部队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上堡整训”；1927年12月20日至25日，唐维、叶镛、袁裕（袁国平）、王侃予、徐象谦（徐向前）、陆更夫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在广东省龙门县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龙城整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革命的历史上，三大武装起义延续的人民军队三次重要的改编和整训。

“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开始的。毛泽东同志在三湾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这次改编中，前委采取了两项重大革命措施：一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部队中突出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接着，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以朱德、陈毅、王尔琢为领导的长达二十天的“上堡整训”，一是整顿了思想；二是整顿了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并派党员担任指导员；三是整顿了纪律，规定了缴获归公；四是对旧军队进行了新式整编，对部队实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略战术转变之需要。

与“三湾改编”所不同的是，“上堡整训”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领导着两支革命部队，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近的，因而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相似的。

无独有偶，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广州起义后被任命担任红四师师长时的叶镛，也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他们接受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把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斗争视为己任，毕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上第一个打出“工农红军”旗号的红四师在龙门县为时六天的“龙城整编”，其历史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效地划分了土豪劣绅、反动官吏、开明乡绅和工农群众的阶级成分；二是在红军中明确规定了要有三分之二的工农士兵担任红军的基层领导职务；三是在团以上机构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虽然“龙城改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也没有设立党小组，暂时也没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在发展广大基层工农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四是融洽了军民关系，通过军爱民、民拥军的一系列行动，展示了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情怀、红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的精神风貌，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方针政策，为今后的龙门县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因此，从我党、我军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龙城整编”同“三湾改编”和“上堡整训”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徐军）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