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而是改变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是他，使每个中国人成为“历史中人”。中国有一个完整的《二十四史》，曾被集中装在檀香木的专门书柜里，气派堂皇。这套卷轶浩繁的史书所记载的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又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二十四史的总策划。他让书面上和大地上两千多年的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司马迁使历代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的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正义的目光，让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而止，中华文明能够独自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这都与司马迁密不可分。有了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个全人类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辩的佐证。而我们一次次为这种千年辉煌欢欣鼓舞的时候，也会突然安静下来，像被秋天的冷雨激了一下，似乎看到了整部历史的总策划的身影，那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子。他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中华文明无比的尊严。想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上闪耀着光芒的眼神，想到这种浩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孤独的夜晚。

　　历来中国文人都熟读《史记》，静静一想却无言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后不知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司马迁的《史记》写了十几年，如果加上修改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年。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是太史令，很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后来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他二十岁就开始了实地考察，踏寻古迹，走过了千山万水。就在他准备把考察和思考的结果一一写下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场重大的人生灾祸。他因仗义执言的言论而获罪，被处以“宫刑”。这场灾祸让后人听起来十分痛心，而与一般政治斗争模式不同的是，这场灾祸的制造者不是一个卑鄙小人，阴毒昏君，而是另一个卓越人物，那就是汉武帝。

　　在历史上，伤害卓越者的并不一定是恶人、小人，而很可能是一个卓越者。这是巨石与巨石的撞击，大潮与巨浪的相遇，让我们在惊心动魄间目瞪口呆。是汉武帝开辟了重要的时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想起他还会振奋精神。汉武帝年纪轻轻就登基了，他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一个一个的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以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觉得这很屈辱，而事实上这样的和平也很脆弱。他想用武力来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开始不断派大将出征，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用现在的眼光看，汉武帝实在做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人类的一切大文明，都会遇到野蛮力量的围攻。因此，真正的文明选择必须最有效的防范措施。西汉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筑长城，汉武帝对付的办法是战争。后来匈奴被驱赶到西方去了，伟大的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与他们有关。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与悲歌交织着，锋芒和粗粝俱现。英雄时代的逻辑和平常时代是不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大家基本都知道，我只想说，正是这个在油灯之下天天皓首穷经的“刑余之人”，却以布衣之身而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确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规范，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也有人说，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已经开始了修史的传统。那么司马迁在这传统当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编撰《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让“乱臣贼子惧”。《春秋》《尚书》，以一种大事记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史学理论，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春秋笔法”，而且他创造了“纪传体”的新模式。如果史学模式没创造出来，这代人按照这种方式写，那代人按照那种方式写，上下缺少可比性，就构不成历史气脉，气脉一散， 文本历史和真实历史都会失魂落魄。世界上其他一些古文明就出现这种毛病，有一段历史记录，有一段历史是传说故事，有段历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国的史学模式实在不凡，这离不开司马迁的创造。

　　除了模式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很大的贡献，以人物为核心的写史方式影响深远。比如霸王别姬那一幕，在项羽被包围之后，听到账外有故乡楚地的歌声，虞姬起舞，项羽饮酒，吟唱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诗句。项羽是一个悲剧英雄 ，这个形象需要美学渲染，美学渲染不是言辞评价，而是情感告别。在这个情感告别的仪式上，司马迁准确地为他选择了在这个情感告别的仪式上，司马迁为他选择了故乡的歌，选择了爱他的美人，选择了他自己的诗句，选择了鲜血，选择了自刎，这些审美部件集中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为悲壮、凄美的经典场面。这个经典场面被整个中国历史所记忆，而且提升了中国历史的高贵。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悲剧英雄享受过如此高贵的告别仪式吗?我一时想不起来。

　　这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却在一次次挣扎中活下来了。他说了一句被千古传诵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司马迁大概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李陵辩护时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而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样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司马迁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人生，自己的人生却没有结尾，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知道有了《史记》，自己不需要任何终结的仪式。《史记》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鲁迅说它与《离骚》相比，只是“无韵”而已。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为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把真善美也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