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代价》彩排剧照。 摄影：赵彤、苑晓辉

一直以来，无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只要与何冰相关的消息，都会在观众与剧迷之中引发特别的关注。作为自己时隔四年后再度担任导演，何冰则认为，一切都是机缘所致。“一来自己有时间，二来遇到了好剧本。”作为“导演”的何冰，他愿意将自己全部的表演经验与演员分享，而他也坦言，自己的“导演术”并没有他人想的那么高深。面对四年前，因本土化语言改编的质疑，何冰说，自己从没有想过那些问题，“观众提出问题的背后，或许是对自己排演的结果不够满意”，但在《代价》这部作品里何冰依然选择坚持自己。

【再当导演】

——“不勇敢，一切都不存在”

新京报：时隔四年再当导演，如果第一次带有些尝试的意味，这一次相比之前有哪些不一样？

何冰：我当导演这件事，真没大伙儿想的那么复杂。通常我要干什么事，真是一拍脑门子就上了，不是一次“处心积虑”的计划。《代价》这个戏能排出来有几个原因：首先是2022年，我个人的时间相对而言比较宽裕。其二，遇到了这么一个剧本。最后，必不可缺的就是看完剧本之后，那种欲罢不能，想要把它排出来的强烈冲动。

《代价》是一个“三一律”的戏剧，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两幕不换场，里面的台词，以及配合那些演员心理的转换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么难的事情，怎么能让大家从开始排练就能不辞辛苦地投入进去呢？这件事很奇怪，因此我还是觉得，我们碰到了一个好剧本，同时，我觉得人在一生当中，你所接触的人和事，尤其是行为，决定了你自己是谁？这是我们在寻找自己，辨认自己的过程。而我们这一次集体的辨认就是，在阿瑟·米勒先生的剧本面前，通过大家辛苦地工作，去为观众将其呈现在舞台之上。

新京报：其实四年前的《陌生人》，很多人对于作品更多的争议还是在于运用北京话进行本土化的表达。多年过后，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新看法？

何冰：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都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无法改变，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既然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有个误会，就拿《陌生人》来说，观众的异议是“你演的是北京老头，不是法国老头。”我怎么演法国老头？他们问出这个问题，我真没法回答。

我也诚实的说，我本人确实在舞台见过很多。演员在舞台上努力地去演个外国各种各样的老头，我没有看到成功。因为你去不到，你怎么能够成功？所以我面对这些观众的时候，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其中可能存在着观念的问题。另外，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人家之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表面性，可能这背后压根就不是这个问题。也许是我没排好，人家没看明白，才提了这个问题，但是说到今天《代价》这部戏，从创作来说，我们依然使用北京话，普通话，依然坚持美国的情感，中式的表达。

新京报：因此在你看来，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何冰：我以为因为自己在北京人艺工作这么多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但是我发现在某些观众的观念里，这问题并没解决。我们《哗变》就是这么演的，于是之先生《请君入瓮》也是这么演，我们剧院所有外国戏都是这么演的，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背后的问题就是，《哗变》为什么观众看懂了，人家排得好，观众不提这问题。到了我这里，观众提出了问题，那我认为就是自己没排好。

话剧《代价》是何冰导演的第二部作品。 摄影：赵彤、苑晓辉

新京报：你已经执导了两部舞台作品，对于导演这个身份的认知，会跟当演员的时候有何不同的理解？

何冰：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更何况我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好演员，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在我的英雄榜单上都是演员，这是选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对职业评价的问题。诚恳的讲，在“导演术”上，相对而言我还是匮乏的，而在表演上我有一点经验，也愿意把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出来。

导演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如何去协调整个剧组、工作人员、演员，如何激发与协调每一个部门的创作者，并非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放到舞台上，都得是我的体现，我也没这能力。优秀的舞台作品是让演员自己在舞台上绽放的，导演要做的工作是把那颗种子给到大家，并在旁边守护培育它，时常需要做一些修剪，而不是把自己的思维与方式强加给他们。

新京报：提到 “导演术”，其实回看你过往的舞台作品，很多作品都是与“大导”林兆华合作的，他当年的导演风格与理念有没有影响到如今做导演的你？

何冰：严重地影响。他老人家的精髓我是学不来的，因为他是个艺术家。“大导”的敏感与对艺术的感知能力，不是能学的，那是天生的。但是我跟“大导”工作这么多年，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必须要学习，尽管我学得也不好——就是胆大。

首先你要“勇敢”，不勇敢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回溯自己的从艺经历，从考大学开始到北京人艺初登舞台，到后来挑大梁，帮助我的就是这两个字“勇敢”。回想每一次登台都能把你吓个半死，哪次你不够勇敢，可能都走不到今天。我感谢“大导”教会了我胆大，而且他在舞台上是很不愿意去用手段的，经常舞台上空空如也，这种压力本身对演员来说也是一种训练。戏剧的核心是演员，因此“大导”对我们的训练和帮助是很大的。

新京报：也就是说，如今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体现在现在的导演手法中？

何冰：会的，但不是任意地发挥，而是在我们规定的一条通往剧本的路径上，但每个人走到那里的方式还不一样，如果一样就构不成交流。只要我们的思想方式与目的地是一样的，那我就鼓励大家换着方式走吧，不用去管其他的。

【解密新作】

——“剧本中的价值观念对冲很打动我”

《代价》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摄影：赵彤、苑晓辉

新京报：一直提到《代价》这个剧本，当初它真正打动你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吗？

何冰：当然记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这个剧本其实比我大一岁，以前我们总是说，“伟大的作品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个作品就是如此。剧本里的故事发生在那个时代，表面呈现的是关于一场家具的价格探讨，可能在未来会变成任何一种形式的讨论，但人的情感是不会变的。更何况阿瑟·米勒先生在剧中说了很多，他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各种价值观念的看法，这里边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念的对冲，难得的是这些都很中国化，特别打动我。

我们总是说，西方人不太注重情感或者不太注重家庭伦理，而这个文本呈现的不是，非常重视。剧中哥俩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冲突，但作为观众，你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倾向于一方。我觉得不仅放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这两种价值观念都会永远存在。

新京报：严格意义上来讲，《代价》这部作品是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的作品，作为导演你如何理解与处理？

何冰：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他写出的人物都是带有喜剧色彩的，因为人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有时候就是荒诞不经，我们生活中见到这种人和事真的比比皆是。我们经常反问自己，“他这人是怎么想的？”比如，让我演一个法国老头的问题，这个想法就很喜剧。

你得允许别人这么想。还不许人家想吗？当我们在客观的看待人、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存在荒诞性的。《代价》这部戏里，我们没有主动的去追求包袱、笑点之类的喜剧手段，因为这次在排《代价》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一份尊重与敬畏之心，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阿瑟·米勒是一位什么重量级的剧作家。

《代价》带有几分喜剧色彩。 摄影：赵彤、苑晓辉

【舞台情结】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舞台上得来”

新京报：去年观众在“北京人艺70周年”看到你又回到了《茶馆》，包括今年的《代价》。其实近些年只要观众听到“何冰”二字，都会有种特别的期待，你能感受得到吗？

何冰：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从未离开过舞台。我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舞台上得来的。如果我自己需要去插一标签的话，我还是会说，我是个舞台剧演员。

新京报：那你在导演工作中，也有一种享受表演时的感觉吗？

何冰：这就是两个思维。真正的导演是纯理性与客观的，我也不能要求自己两边都占全了，我心里知道自己主要的那条道路是通过表演去实现的。

说到底，我在跟演员工作的时候，我得先知道要是我演他那个角色会去怎么演，但我不会把我的想法强加给这个演员。我会跟他们一起去发现，彼此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与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认知的表演方式也能通向我们最终的“目的地”，这个方式作为导演的我也一样赞同。

新京报：演了这么多舞台作品，又导演了两部作品，你有没有一部特别想去导演创作的终极作品？

何冰：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首先是一部中国戏，第二是新戏，第三是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能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产生关联的作品。至于其他，那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了，至少从概念上我模模糊糊地希望做这样一部戏剧作品，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其实现。

新京报记者 刘臻